胡居仁(年-年4月7日)，字叔心，号敬斋，余干县梅港(现属江西)人。
明朝理学家。
生于明宣宗宣德九年(年)，卒于宪宗成化二十年三月十二日(公元年4月7日)，享年五十岁。
胡居仁与陈献章皆出吴与弼之门。
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明初抚州崇仁(今江西抚州市崇仁县)人，少年时至京师金陵求学，后归故里躬耕食力，弟子众多；
著名的有娄谅、胡居仁、陈石斋、杨杰、周文、魏校、陈献章等。
吴与弼的学问介乎朱、陆之间，献章上继金，下启姚江。
胡居仁则恪守新安，不逾尺寸，故以敬名其斋。
在吴与弼的众多弟子当中，最能谨守师业的是胡居仁(人称敬斋先生)，当时最不能容忍陈献章(号白沙)之异见新说的也是这位敬斋。
孟子去世之后，儒学迅速衰落。
西汉初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是追求高远的道家思想。
后来，儒学逐渐复兴，但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颇深，变得越来越深奥，从《大学》和《中庸》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变化。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儒学在思想和精神方面都没有大的建树，直到宋代，才又一次出现飞跃，这被称作“新儒学的兴起”。
唐代中期以后，禅学流行，这也促使当时的儒生开始探究儒学深层的奥妙，儒学深远的哲学思想逐渐为世人所知。
宋代儒生参照禅学的教学特点，从《大学》中发掘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从而确定了儒学的教学特色。
《大学》中提及的“明明德”“正心”和“诚意”实际上就是内心的修行和具体的实践。
受禅学思想的影响，儒生最终也找到了适合自己做学问的方法。
宋代儒生一般都修习过禅学，这也使他们对儒学教义的解释更加深奥和微妙。
尤其是《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它是儒学区别于佛教和老庄之学的重要标志，所以儒生愿意花大力气对其进行解释。
在宋代以前，虽然儒生也曾对“格物”进行解释，但是在整个思想架构中，“格物”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
宋代以后，对“格物”的解释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主体，越来越受到重视。
要想了解朱熹的“格物”思想，必须明确朱熹在理性和实践性方面对“格物”以及《大学》中“八条目”的认识。
此外，还需要了解他的“心性论”和世界观。
朱熹的世界观是他所有认识和思想的前提。
根据朱熹的思想，“格物”就是要理性地、一个一个地去探究心外事物之理。
世间万物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由气的运转流动形成的。
世间万物必须如此，这就是“规范”，而为何必须如此，这就是“原理”。
朱熹将前者称为“所当然之则”，将后者称为“所以然之故”，二者构成了朱熹思想中的“理”。
例如，子女必须对父母尽孝，这是每个子女必须遵守的“规范”，而为什么必须去尽孝，这就是“原理”。
“规范”和“原理”合在一起就是朱熹之“理”。
在朱熹的思想中，“理”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气则是形而下的东西；
二者是“一即二，二即一”的关系，即二者虽然是两种状态，却不可分离，虽然不可分离，但又各自独立。
朱熹认为人心是千变万化的，所以需要“持敬”，“持敬”是穷理之本。
格天下物，穷极其理，是谓“格物穷理”。
居敬持志，修养本心，是谓“居敬养存”。
二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
朱熹还主张“性即理”，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宇宙万理就蕴藏于“人心”。
灵活运转形成“人心”，若不持敬，则不能明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既然宇宙万理就蕴藏在“人心”，那么直接“格心穷理”就得了，这样既简单又好操作，何必不厌其烦地去“格物穷理”呢？
这不是和王阳明主张的“格心穷理”一样了吗？
其实不然，朱熹提及的“人心”并不是从本性出发的心，其中掺杂了一些不纯的东西，因此需要“持敬”，去除这些渣滓。
在朱熹看来，“格心穷理”最终会变成“格心求心”。
这样一来，内心就会变得躁动不堪，也难以求得理之要点。
因此，对自己的内心要“居敬养存”，对心外之物要理性地“格物穷理”，只有二者同时进行，才能将“心外之理”化为“心内之理”，才能实现“心外之理”和“心内之理”的一致。
“理”表现于“心”，如果能直接把握住自己的“本心”，那么“穷理”也会变得简单。
“本心”是“性”纯净的表现，对“本心”进行直接体认，是穷理的根本。
在这一点上，陆九渊和朱熹的主张不同。
陆九渊主张“心即理”，认为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有理，所以“心即理”。
朱熹则认为人的心中有一些不纯的东西，如果“心即理”，那么求得的理中也会掺有杂质，所以他主张“性即理”，排斥“心即理”。
他主张欲穷理，必先格尽心外之物，同时还要对内心“居敬存养”。
总而言之，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性”与“心”是一体，但朱熹追求的是严正的“性”，其学说也以“性”为根本，所以其学说被认为是“性宗之学”；
而陆九渊追求的是生命的跃动，其学说以“心”为根本，所以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心宗之学”。
二人对“心”的不同看法导致两人的学说不同，朱熹看到的是“心之不纯”，而陆九渊看到的则是“心之纯净”。
这种不同导致朱熹在“格物穷理”时要求“居敬”，需要对内心进行反省，而陆九渊则相信“心即理”。
我将简要介绍一下元明时期朱子学的动向，以使大家更好地了解王阳明拜谒娄谅这一事件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宋朝末年，朱子学逐渐兴盛，并且一度风靡于世。
至元明时期，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朱子学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朱子学开始重视实践功夫，即开始重视“心学”方面的一些内容。
其次，朱子学的“二元论”变为“一元论”。
朱熹为了阐述“理”和“性”的关系，同时也为了树立自己学说的威信，将“理”与“气”、“性”与“心”看作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同时将二者加以严格区别，确立了自己的“二元论”主张。
但是到了元明时期，“二元论”逐步演变为“一元论”。
再次，“朱陆调和”论。
在元明时期，无论是朱子学还是陆学，都被认为是圣人之学，二者逐渐趋向统一。
最后，朱子学也变得重视“体认”，对人文、社会和自然等世界万物的理性“穷理”变得越来越弱，逐渐趋向于陆学。
元朝时，朱子学被定为科场程式，受到所有儒生的重视，陆学只能勉强维持。
元朝有三位大儒，分别是北方的许衡、刘因和南方的吴澄。
许衡发现当时的朱子学者陷入训诂记诵之流弊，不再重视知识与思索，转而注重“涵养践履”。
在《大学》中，正心被认为是诚意、致知、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在《中庸》中，“尊德性”和“道问学”被认为是治学之本。
朱子学主张“尊德性”，陆学主张“道问学”。
许衡是朱子学者，他以“正心”为治学的基础，虽然对陆学提出批判，但他的很多思想也倾向于陆学。
吴澄也注意到朱子学者陷入训诂记诵的流弊，并对此提出激烈批评。
他认为朱子学和陆学无论在重“尊德性”还是重“道问学”方面都存在偏颇之处，所以对二者都非常排斥。
但比较起来，他还是比较倾向于“尊德性”。
吴澄信奉朱子学，同时对陆学也大加赞扬，最终促成了朱子学和陆学的统一，开启“朱陆调和”论之端。
其实，“朱陆调和”论最早起源于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和他的辩友汤存斋（汤千）。
后经吴澄的弟子虞集传至赵汸，赵汸又将其传给明代的程敏*，至此这一学说才得以完善。
后来，王阳明也接受了这一学说，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论断。
刘因重视处理人间大义的义理，并将这一义理视作沟通天地之道的天理，认为其中蕴藏了天地之生机。
这一天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人生的根源。
刘因理解的治学之根本是将天理藏于心，然后静静地去体认融释，最终力图悟得“天之心”。
在境界上，刘因与追求超脱悠远的曾子以及北宋大儒邵雍有些相似。
此外，刘因还追求对喜怒哀乐的持中状态。
在这一点上，他和朱熹的老师、追求“理”与“心”相的李侗有相通之处。
此外，刘因还吸收了老庄思想的批判精神，对一般的朱子学者提出批评。
他指责这些人虽然整天宣扬孔孟理义、程朱明理，但其骨子里还是掺杂着道家的权术思想，只为一己之私利，而不知义理天命为何物。
明代理学的开山鼻祖是薛瑄和吴与弼，二人都是朱子学者，但二人对朱熹的“博学致知”研究得并不多，他们更注重的是“涵养践履”，二人开启了明代朱子学的新篇章。
薛瑄严格遵守宋儒的矩矱，他关于“太极”“理气”“心性”的诸说都是沿袭宋儒的。
虽然他不太赞同朱熹关于理先气后的论断，但他对于“理气二元论”精神的理解，在明代无人能及。
“铁汉公”薛瑄
薛瑄做学问重视躬行，认为“居敬”和“致知”都是“复性”的途径，只有“居敬”才能穷理。
这样一来，“复性”与“穷理”就都统一到“居敬”上面来了。
薛瑄所言的“居敬”是一种严肃虔诚的“存心”功夫，同时又包含浑厚包容、从容宏大的一面，它是一种从容自在的境界，和云开雾散、阳光乍现时的感觉有些类似。
在明代，真正维护朱子学正统的是胡居仁。
胡居仁是吴与弼的高徒，他信奉纯正的朱子学，排斥异端学说。
胡居仁主张“穷理”与“存心”并用，以“居敬存养”为自己治学之根本。
他痛感从朱熹的再传弟子开始，朱子学已堕入训诂注释、辞章功利的歧途，才高之士向往佛教和老庄思想等异端思想，精神陷入虚无空荡、灭伦弃物之流弊，所以他主张刊落一切浮华，回归真实的本心。
胡居仁对异端的辨析极其精细，他一一道破佛教和老庄思想的本质，分别对它们加以批判。
胡居仁的论析精切详密，程朱以来的诸儒无人能及。
胡居仁
依据胡居仁的解释，老子灭绝道德，佛教灭绝心性，所以“气”才会被误认为“理”，犯下“心即理”的错误。
因此，胡居仁严格遵循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对其他异端学说加以批判。
胡居仁不仅批判陆九渊的心学，对北宋的邵雍和张载也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邵雍之学放旷不实用，张载的“太虚”说和“太和”说把气当作道之本体，没有把握住道之要义。
此外，他对程门弟子谢良佐也提出批评，
认为他提倡的“心之开放”掺入了太多庄子和佛教的异端思想。
总之，胡居仁对于先儒诸贤的学说，只要他认为是异端或者与陆学相似的，都会毫无忌惮地予以排斥。
即使是对师出同门的陈献章和娄谅，他也会一一列出其异端学说，并加以批判，批评他们陷入禅学思想。
胡居仁以程朱学为宗，认为程学和朱子学存在一些小的差异。
他认为程学更注重涵养之功，所以践履纯正，而朱学重视穷理之功，所以文理纤悉。
在道德方面，二者也不相同，程学主张针砭时弊，而朱学则不注重这些。
胡居仁以“居敬存养”为治学之根本，“居敬”沿袭的是程颐的“整齐严肃”。
他贯彻“动静未已发”思想，非议“主静”；
重视“存心涵养”，排斥“求索”。
他还从“入头”“接续”“无间断”和“效验”四方面来阐述“敬”，认为“敬”既有积极的存心之功，也有消极的闲邪之功；
既有容貌威仪等外在的东西，也有程颐所说的“主一无适”等内在的东西。
此外，他还论述了敬与理、敬与诚、修气与主敬的关系，论述详细周密，不留丝毫漏洞。
胡居仁虽然激烈抨击异端学说和陆学，但是从他把“居敬”当作治学根本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各种学说包括陆学的影响。
到明朝中叶，又出现了一位大儒——罗整庵（罗钦顺）。
他曾和王阳明论过道（在后文中，我将会对他的学问以及论道的详细内容予以介绍）。
若将王阳明视作明学的代表人物，那么明学的始祖就是吴与弼，而不是薛瑄。
吴与弼虽然信奉朱子学，但他受陆九渊心学的影响也非常深，所以说他是明学的始祖。
从宋、元和明的文化层面来看，宋代的文化是官僚知识阶层的文化；
到元朝时，蒙古人开始统治中国，自视清高的宋代文化一败涂地，昔日的官僚知识阶层文化逐渐平民化；
明代文化是对元代平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文化风潮的变化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造成影响，因此在元代，简单易操作的心学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重视。
吴与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