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否
在我过来的路上，陪同我的市纪委*风*风监督室的负责同志特意打印了一叠她的资料给我。受访人是市委常委兼直属县县委书记在任，视频是她正参加县文化墙落成典礼活动，面色红润，体态微胖，神情自信。她有一张宽宽扁扁的嘴，小方脸，生得大气的美。虽然50来岁了，并没有任何老态。讲话的时候，声音也特别好听，里面还夹带有一点点奶声奶气，亲切而自然。
听说，她在大市里有美女领导之称，而且位居“全市十大美女领导干部”第三。
▲主角原型：袁菱，原蓬安县委书记带着这份印象，医院，看到眼前的她，简直无法对应。
今年4月份，她因严重违纪被撤职。这才过了半年，她整个人就像换了胎骨，抽了神气，枯了血肉。看来，她不算一个内心很强大的女人。嬉笑风云变幻，从容人生沧桑，此境界在传说中多，在文艺作品中多，在现实生活中，有，但不是那么多吧。
从直属县县委书记，到没有级别的普通科员；从日理万机，到日日无公事，这两种落差，到底哪一种更伤人？对她来说，导致她生病的到底是哪一种原因，是身份落差，还是工作量落差？抑或两者兼备，那么是前者的原因多一点，还是后者？
为了让我们交流畅快一些，纪委的同志在关心地询问了她的病情和家庭生活之后，就先退出。病房里剩下我和她。我故意扯了一个看起来我与她经历有些相似的话题——我们大学读的都是师范院校，而且我们的母校，实力都排在全国师范大学的前几位。
她的讲述，因此从校园生活切入。
■大学初恋
我大三的时候，谈了一场很伤人的恋爱。
我的男朋友是山东人，物理专业的。他身高有一米八二，我们那个时代，全校一米八二以上的，找不出几个，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营养好，人群中一眼望过去，大多是人高马大的帅哥，审美都疲劳了。那个年代，高个儿实在太少，所以男朋友一米八二，那身板，很夺目。他身上的光环还很多。
他是校学生会副主席；他在校篮球队当队长；他还兼任校演讲兴趣会的会长，参加大学生辩论赛，得过华东赛区的一等奖；中学时他还是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选手。这样一个男生，五星上将啊，高大英俊，学业出色，能说会道，不就是活生生的王子吗。追慕他的女生不少。
我那时学的是*教专业，文科，在校学生会当宣教部长，可能是近水楼台，喜欢他，有机会表白，就跟他谈起了恋爱。
他是个很奇怪的人，平时能说会道，可跟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却沉默寡言。只是一见面，只要没人在，就要做那种事，没完没了地做。那时候大学里明确禁止学生谈恋爱的，谈恋爱要被处分，发生性关系要开除。我们同在学生会，都是用“工作身份”掩盖了“恋人身份”，好滑稽，像那个麦家写的“潜伏”一样。
偷情是很刺激的，他可能有些上瘾。每次下了晚自修，我们就到学生会以工作的名义约会，在学生会里磨蹭。等其他人都回宿舍休息了，我们就关门熄灯，在学生会的那间小办公室做那事。我每次都吓得要死，我实话说，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没感觉到这种事情的任何欢愉。
有一次保安过来巡视，不知道是不是听到动静了，用手电从窗户往里照了又照，差点照着我们。所以后来我特别反感做这个事。可男朋友不依不饶，我抗不过他，每次都顺从了。因为，我的确欣赏他，喜欢他。
说起来真是无地自容，为他，我还打过一次胎，惨透了。
▲西南师范大学资料图
我那时很天真，觉得他喜欢你，才拼命要你，至少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吧。其实，很多男人真的不是看起来那样高大。他的内心是很自私、很无赖的。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他其实在山东是有女朋友的，中学同学，在济南上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女朋友过来接他，他露馅儿了，不得不向我摊牌。（渣男）
我当时简直崩溃了，抽了那个看起来高大英俊的男人几个耳光。我说，你不用解释，你是演讲协会的，你肮脏的灵*总能找到漂亮的语言外衣。我替你说，你一定是高中就搞上你那女朋友了，是吧，你习惯了夫妻生活，远水解不了生理近渴，就拉上我替补。她为你打几次胎了是吧，我估计是，像你这种畜生劲头，我都打胎一次了，估计她没个五次，也有个两三次了吧。量多质变，她跟你青梅竹马，我跟你是第三者插足，是吧？你一定是这样想的。到时候了，你该回家了是吧！
你猜那浑蛋怎么说。他说，小林，你什么都看得穿，我不想申辩了，至少，当初不是我追的你，是吧。
这话真让人崩溃啊。我怎么会看中这样的人？我还能跟这浑蛋说什么呢。
我回到宿舍，躺下，三天没有起床，我生病发烧，流鼻涕流眼泪，一塌糊涂。
■遇上真爱
我现在的丈夫老袁，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老袁是学工艺美术的，是我们下两届的师弟，年龄比我小三岁。学生会宣教部搞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找他来画个海报，布置个场地什么的。他性格很温顺，很听话，外形也是配合着性格生的，高高瘦瘦的，看上去很有点清新君子气质。他父亲是我们大学机关里搞后勤工作的，一个小干部吧。所以，他也算是“教工子女”吧。
记得第一次我遇见他，是我大二的学期末，我们动员全校大学生报名参加一个暑期健康教育巡回演讲活动，找一个同学设计海报，他来了。他一见面就喊我林部长，我说袁同学，你别那么喊，别扭死了。他立即改口，说林姐，什么什么的。我说更别扭了，什么姐姐弟弟的。他就窘在那里，老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就调侃他说，傻孩子，喊名字吧。他说，噢，好的。于是就喊林姐，什么什么的。我被他弄得又好气又好笑，说你这傻孩子，还真笨，真犟。一直到现在，老袁他还是喊我林姐呢，你说，这人好笑不好笑啊。
失恋的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自暴自弃，什么都不想做，每天睡懒觉，看电视，在小城闲逛。临开学了，学校团委布置的“大学生暑期实践调查报告”作业，一天都没有出去实施过，一个大字也没有写。
这天，老袁突然跑到我们老家的小县城来了，坐了长途汽车，再坐了一个小摩的，找到我家的小区，满头大汗，脸晒得通红，一件超大的晃荡晃荡的老头衫，湿透了。他跑过来就是要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听他爹说，学校在下一届，省委组织部要来选调学生，直接派到基层担任干部，有好几个名额分配到我们学校，而林姐你，是候选人呢，这是前途大事，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师范院校毕业的，应该懂的，就是所谓的“调干生”。有些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在乎这个，但师范类院校毕业生，为争这个，恨不得动手。那时候大部分人不愿意做教师，教师地位不高，收入一般，能从师范里挣脱出来，觉得很幸运，何况还是去当干部呢。您记得那时候有个小说叫《新星》吗？柯云路写的，后来拍成电视剧，热得不得了。里面写到一个乡镇领导，把一个小学女教师调到供销社当营业员，然后居功自傲地说，我把你提拔到供销社当营业员，教师变营业员，用“提拔”这个词，脱口而出，没有人觉得奇怪。可见，教师在80年代，虽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臭老九”地位，但依然是没地位的。我到学生会宣教部干部长，搭进去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当然是喜欢宣教工作，但私下里，也是有这么一份跳槽念想的，如果遇到调干机会，宣教部长当然会是一个很好的竞争筹码。我后来如愿以偿，成为调干生，宣教部里的这个身份，当然起作用了，但决胜的因素，还是我的那篇调查报告得奖了，省委组织部负责考干的领导，读了材料中的这篇报告，当场就为我加分，说这个孩子有才，有见识，适合去基层当干部。
我想，要不是老袁来提醒我，我的暑假实践调研报告就不会认真搞。不光这个，连宣教部长这个职务，我都打算一开学就辞掉。学生会是我的伤心地，初恋失败破碎了我的心，甚至我全部的理想，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不想在这个小官场里面瞎混了，准备回到书本，多读点书，准备毕业回老家当个中学*治教师。真是那样的话，我可能就会失去这次调干机会。因为距离开学时间，只剩下最后三四天，我想都没有想过调查的选题。老袁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提醒一句，说，一定要把这篇报告写好。
老袁傻乎乎地在我家住了三天。第一天我到菜市场买菜，他陪着我，说没想到你们小县城菜市场这么繁荣，规模好大。我说你别瞧不起我们这里，告诉你，不要说县城，下面乡镇的农贸市场，都比你们省城街道的那个菜场，热闹多了。他说，我还以为农村里自给自足，根本没有菜市场呢。我说，那是过去，90年代没几天就到了，时代不同了，不一样了。哎呀，他说，这个反映了农村的巨变，说不定会彻底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甚至农业生产方式和结构，都要受到影响，简直是一次生活革命，产业革命。
我眼睛一亮，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调查报告选题吗。
剩下来的三天，我们骑车转了四五个乡镇农贸市场，又到县乡农业局等地方要来一些数据资料，开学前赶出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在学校得了一个一等奖，送到全省评比，又得了一个全省大学生暑期调查报告评选一等奖。
我父母亲非常喜欢老袁，一点也没有反感一个男生，莫名其妙地突然跑进家里住三天。他们问我老袁是不是我的男朋友，我说，怎么可能，大学生不许谈恋爱，而且，他比我小三岁呢，在我眼中就是个小弟弟而已。我妈妈就说，女大三，抱金砖，年龄差距没问题啊。我说，你们尽瞎想，尽瞎说。
大学最后一年，我收获了调干目标的实现，也收获了一份缘分，就是老袁。
老袁的父母很开明，人也善良，一点也没有在乎我们的年龄差距。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几乎都是在他家蹭饭的。他们的房子离学校很近，大概只有十几分钟的步行路程。毕业的时候，我胖了好多，有点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在饭桌上说出来了，我说，我太贪吃了，又胖又丑。结果他们全家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胖点好，胖点好，看上去健康。我突然很感动，流下了眼泪。真的，特别奇怪，流得真多，像决堤似的。那晚的眼泪流完了，心里好像突然轻松了很多，有了欢欣感，有了幸福感，有了依托感。我知道，我从那个无赖前男友的感情伤害里，终于挣脱出来了。
■分到基层
虽然我取得了调干的名额，不用当教师了，但我并没有觉得占到太大便宜。
我被分回老家，连县城都没有能留下，而是去了最偏远的一个穷乡，当乡团委书记。这个团委书记一当就是7年。
乡*府的机关在小镇上，一个院子围着三厢平房而已。没有自来水，院子中央打着一口水井。到冬天的时候，水井台上全结冰了，我在那里摔了好几次跟头。最严重的一次把小胳膊摔骨折了，医院和自己的小宿舍里躺了几天，才能爬起来上班。
老袁两年后毕业，分在省城的卫校当美术老师。他母亲身体不好，经常住院，一到星期假日，医院。偶尔老人身体稳定的时候，他赶紧就往我这里跑。从省城到我这个乡里，一路上要折腾好几次，先是坐长途汽车到我们的县城，然后转农村公交到我这里。但公交一天只有两班，不一定能赶上，所以得想办法打个摩的，坐个黑车什么的。后来老袁就在我县城的家里，放了一辆自行车，到县城后打摩的到我家，再骑上车过来。县城距离这里有30多公里，每次老袁骑过来，我感觉他都快累得断气了。我们乡里的书记不止一次跟我开玩笑，说小林书记啊，最好这孩子把你抛弃了，大家都轻松，这样折腾，下基层锻炼的不是你这个干部，而是他这个毛脚女婿啊。
我把这个玩笑话，有一次故意跟老袁说了。我心里想，这样确实太苦了，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从乡里把干部做上去，在这里待一辈子的可能都不是没有。我想，如果老袁不是很坚持，就让他放弃算了。大不了，我的恋爱再失败一次罢了。我还跟老袁说，镇上税务所有个小伙子，无锡税务学校毕业的，长得挺精神，正在追我，我就跟他搭伙过日子算了。
老袁一听这话，什么都没说，就哭了。
我觉得他对我是真心的，人也很实在，很善良。我不想考验他了。那天是我主动求的婚。我说，走吧，我们去县城领证，结婚去。他就破涕为笑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忙着登记，把手续办了。
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就在县城里请了两桌亲戚和几个好朋友，吃了个饭，让大家见证一下，我们是合法夫妻了。
老袁是个纯洁的男孩，在跟我之前，跟其他女孩恐怕手都没有拉过，没有恋爱经历。而我，是有过一年男朋友的，为那个无赖还打过一次胎。在登记前，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把这些跟老袁坦白了，我觉得藏着掖着的感情，不会长久，要趁着这个时候，条件艰苦，人在两地，前途渺茫，生活困顿，干脆把所有不好的东西，统统倒出来，看他能不能承受，愿意不愿意接受。老袁怎么回答我的，他说，这些事他都是知道的，学生会不少人都知道，背后谈论的不少，那年夏天就是怕我想不开，才跑到我家里来的。他还反过来安慰我说，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么幸运，一谈恋爱恰好就遇对了人。
所以，我觉得我的结婚，感情条件是成熟的，我们是幸福的。
▲原型袁菱和她老公
■老*牛丈夫
婚后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我都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但都没有能怀上孩子。我觉得可能是打胎受伤了，怀不上。老袁觉得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没有碰上受孕的机会。
这一年老袁的母亲去世了，我的母亲又生病住院了，我们简直焦头烂额。暑假里，老袁背着大包小包来了，像搬家似的。他跟我说，他辞职了。我大吃一惊，说你疯了，难道要从省城搬到这里来当无业游民，做一个连级别都没有的女乡干的家庭妇男？他说，是的。但无业游民谈不上，自由职业也是职业。他的意思是，他会画画儿挣钱的，而且有同事为他在我们县城介绍了县文化馆的一个朋友，手上有不少画海报、做电影消息和展览宣传的美工零活儿，可以揽下来。这些收入贴进来，两个人可以过日子了。最主要的是，他说我的母亲需要照顾，不能分我的心我的精力，因为干部工作来不得半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如此这般，怎么说家里都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人，就只能是他了。
那两年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后脊梁都是冒冷汗的。
乡里多给我一间宿舍，算是让我们看起来像有个“宽敞的家”了。因为手头没有余钱，不可能装修这两间平房，老袁就把其中一间用来生活的房子，打扫打扫，收拾收拾，墙刷白，地上铺上那时候流行的塑料地板革，看上去干干净净的，温温馨馨的；另一间则清空，他用来做画室。他自己买了一些木材，买了一套木工家伙，砰砰砰地敲打了几天，做了一些简易的画架和画台，买了一些画画的工具，然后就在那里“工作”了。我那时候协助一个副乡长抓农业结构调整，我们天天骑着自行车，四村八庄，田头地里，没日没夜地在下面跑。他为了挣零钱，也是待在他那小屋，没日没夜地画海报、画展板什么的。除了夜里睡觉的时间，我们有时候一连几天，白天几乎连照面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的电影电视里，我们这一代行将老去的人，纷纷在抒写青春，那些艰苦而光荣的岁月。用的词，多是“激情燃烧”“浪漫岁月”之类。我觉得那个符合革命岁月，符合你们这些作家诗人的想象。艰苦青春终究是苦涩的，未必激情，未必浪漫，却一定有一股力量，有一股志气，有一股奔向远大未来的劲头，对吧，这个很宝贵啊。
人只要有理想，有预设的美好未来，什么都能挺过去。我记得那时候在一本书上读到俄国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说一个人的生活若是没有理想的鼓舞，那他就会变得空虚而又渺小。我把这句话写在每一本新启用的工作笔记本上。我们那时候，相信未来。
有一天夜里，我被冻醒了，发现老袁不在身边，一看时间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连忙爬起来，端了一杯热水到隔壁，老袁果然在那里画展板。灯光微弱，室内像一个巨大的冰窟，一切都凝固了一般，他全神贯注，站在画板前，只有画笔在动，只有画板在发出咝咝寒鸣，噢，真的不可思议。前些年，有人议论说老袁游手好闲，我心里很气愤。老袁的苦，老袁的勤奋，老袁的责任心、爱心，可以甩大多数男人几亩地远，我心里清清楚楚。那两年，不知道老袁在那个水泥地上站了多少个日夜。我们年轻，没有经验，不懂得那样是多么伤身体，寒气从脚底上传，把他冻成了老寒腿。到了中年，他就开始吃年轻时种下的苦果了，40岁的时候，就差点瘫痪。后来，虽说没有瘫痪，但也是废腿两条，走路像拽着两条木棍，生生地往前拖着。他在椅子上坐的时间稍微一长，人就不容易站起来。一到刮风下雨天，或者季节交接期，就躺在床上哼哼，根本起不来。
那两年，我们双方的母亲先后去世，全是老袁在病房伺候和料理后事，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所谓前途。你知道，这是中国啊，年轻人被组织看中，怎能没有一份奉献青春的热情和感恩呢！这类年轻人是国家当作栋梁来培养的，家里人怎能不全力支持呢！
当事业的第一个七年结束时，我已经30岁了。第八年我终于被调到县妇联当副主任，我稍微可以喘口气了吧。可是我怀孕了，我女儿出生了。我们又一把屎一把尿地忙碌了两年。女儿开始上托班，我被调任团县委书记。37岁时，女儿刚上小学，我当上县委常委，不到一年又调到市里去干了三年局长，4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已经是有点资历的“老正处”了。所以，44岁上我角逐省管干部的副厅岗位时，有了很多优势，年轻，资历老，经历丰富，有基层磨炼的老茧，这些资本，很少有同僚具备。我如愿入选，成为市领导，并在第二年戴着市委常委的“帽子”，到另一个大县担任县委书记。
这个时候，女儿都初中毕业了，长大了，懂事了。而我在她整个学生时代，没有接送过她，没有陪她过过生日，没有出席过一次家长会。后来她高中毕业，我也没有参加她的成人典礼。到上海去上大学，我更是没有去送，没有去学校看过她一次。但女儿的这一切活动，亲人并没有缺位，可以说，几乎所有活动，家人场场都到，件件都做得很好。而这个家人，自始至终，都是他，我的老*牛丈夫，老袁。
■当上县委书记
地方一把手不好当，权力太大，责任太重，面对的复杂局面太多。
一般说来，县委书记这种角色，刚上任的头一两年，首先是体会复杂，然后再一头扎进去梳理这些复杂。不久你会发现，越是小心翼翼，想精心处理好这些复杂头绪，越是陷入新的复杂。越是君子风度，人文情怀，越是被人架着、夹着，惹得矛盾重重。所以，县委书记当两年下来，大多数变得很强势，很果决，少数人很蛮横，很独裁。
你无法让别人理解，体恤，只能让别人去敬畏了。获取敬畏，是县委书记最好的定位。这方面，我比一般县委书记可能要来得更快一些，我毕竟还挂了一个市委常委的大红顶子，不光是县里绝对的一把手，还是市领导。这对工作的开展，大有助力，但也是个人后来变得任性的一个导因。
因为年纪大了，女儿上大学了，老袁腾出来的时间，几乎都在为我和两边两个老爹服务。大部分时间，他就跟着我在县里生活。老袁的名气渐渐出去了，大家都戏称他是“县婿爷”。他多年不工作，是典型的职业“家庭妇男”啊。我在县里当一把手，说实话，除了回家睡觉，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工作上，除了需要换洗衣服，此外的吃饭这些事情，也不用老袁照顾了。我看到他有些无聊，就跟他说，你身体不好，劳碌了这么多年，不要再为家里的琐事过多操心了，你应该学会自己放松，养好身体，养好心情。寂寞了就跟朋友打打牌下下棋喝点小酒，犒劳自己呗。
我觉得实在是对不起丈夫，想劝他学会享受一下人生，做一个正常的社会化的男人。没想到，这么一件看似很正常的夫妻关爱，最终导致了我多年的奋斗，功亏一篑。
自从走上真正的领导岗位，应该说是任职团县委书记开始吧，我就特别注意检点自己。我头脑算比较清醒的。奋斗的目的，不是要让自己成为年轻时不齿的那类人。想当年，我们那么艰苦，都乐观地挺过来了。人生不需要物质垫底，才会有真正的高度。
走上县委书记领导岗位之后，在这方面我也特别警惕。县里面毕竟贴近基层，中国的基层社会都很重视人情往来，这方面的事情，处理起来很麻烦。我刚来的时候，逢年过节，下属啊，社会上的朋友啊，一些企业主啊，纷纷过来“表示表示”，送点钱，送点卡，送点烟酒土产，我一律让秘书挡在楼外。如果我开了这个先例，坐在办公楼里收好处，那过年过节这栋楼还不成了送礼集市了！那么多常委，县长副县长，哪个领导没有收礼的机会呢。我开了这个口子，这边还不马上崩溃啊。听说好像就是你们江苏苏北有一个县吧，县委书记带头收礼，逢年过节接待收礼者，应接不暇，于是就在自己办公室对面装修了一个小会议室，作为等候区，专门用来接待上门来的“拜访者”。这书记一带头，县长也跟上，县里的大小头头儿纷纷效仿，最终导致这个县腐败成风，腐败得一塌糊涂，20多名乡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我觉得我这个线守得还是比较好的。我挡，不光是替自己挡，我挡，某种程度上是替全县领导干部挡。
有一年年底，我原先工作过的老家县里，有一个熟悉的企业家，给我送来20万元钱。他开着车在县委大楼院子外的马路边等我，给我打电话，说过来出差，我老父亲托他带来一些家乡杂粮做的饼子给我。我就出去接他，让司机把东西拿到车上，还请他进来，中午在县委食堂吃了一个便饭。等他离开，我突然想吃父亲送来的饼子，叫司机把袋子提到我办公室。结果，打开一看，有饼子，里面还有一个小袋子，里面装了20万元现金。我当即打电话给他，他不接。发信息给他，他回答说没有其他任何意思，家乡人的一点敬意。我说不行。马上让司机开车，带着我狂追了四十几公里，才追到他，把这笔钱退还给他了。
这个人本来是要到我工作的县投资的，他气得不行，立即中止了跟我们县开发区已经谈得八九不离十的投资项目。
因为我把关紧，那些到我这里送礼的人，很多打了退堂鼓。也有些是很有办法的，他们就“转战”到我的家里。老袁一个人在家，有的人就说，跟嫂子说过了，就是一点土特产，聊表敬意。老袁不清楚情况，也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就让人家放下。等我春节在家休息，一看，坏了坏了，堆了那么多东西。还有几十个红包。过了春节，我和老袁分头一个一个地退，本来年假是休息一下的，结果倒成了忙退礼，累得直不起腰了。一般送红包的，会在信封上写个姓名，可有些礼品，人家根本不会有意留个款什么的，老袁也记不住，许多烟酒什么的，就没法退了，这样稀里糊涂就收了一些礼品。
我批评老袁，不允许他在家接待客人。我嘴上很硬，但心里还是很内疚的。因为老袁看到礼品里有各种牌子的酒，还特开心。他自从腿出了问题后，就爱上了喝点小酒，医生吩咐他适量饮酒，会利于舒筋活血，老袁觉得正常喝点小酒之后，关节确实舒服多了。也是因为这个，最后两三年，我在这方面的要求有些放松了，对特别好的朋友、同事，没有什么具体事情相求的，认为非目的的，人也可靠的，拿过来一点烟酒土产，也就收下了。这其实，也危险，不符合规矩，不符合*的要求。
■心生愧疚
大概是大前年吧，有一次老袁回来跟我说，他要工作了，有家景观设计公司要聘任他做设计总监。我说，你工作我当然开心，可是你懂这个吗，人家不会有什么企图吧。
老袁第一次，冲我不高兴了，说老婆大人，你当书记老公都不能工作了？这个是哪个朝代的规定？封建社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难不成如今是一人当官，全家歇业等着饿死？
那一晚，我失眠了。我隐隐约约担心，这家公司会不会利用老袁，来达到什么超常的目的。但我实在是无力阻止老袁工作。这么多年了，他为我，为这个家，付出太多。可如今老袁一把年纪了，除了一身病，出来连个正常身份都没有。说他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吊儿郎当的，大有人在。
记得有一年县里承办了省里的一个大活动，县委、县*府的领导们连续加班两个多月，夜以继日，顾不上家。活动圆满结束后，县里决定组织慰问家属，让四套班子吃个团圆饭。老袁自动跑到家庭妇女那一桌去。有些家属不认识他，以为他是两办的领导，就撵他到别的桌子上去，说大老爷们，往女人窝钻，去去去。
还有一次，有位亲戚的孩子结婚，这家亲戚特别势利，不光按职务按身份排桌次，还在婚礼开场的时候，逐一介绍主桌嘉宾，什么什么职务，什么什么身份，头衔一大堆，以在女方亲朋面前，显示自己家族势力大，能人多。老袁跟着我坐在主桌，不介绍肯定不行，介绍吧，没有什么身份，总不能实事求是，说是无职业者吧。估计我这市侩亲戚也是大伤脑筋的。他介绍老袁是：曾经著名的人类灵*工程师，尊敬的林常委的丈夫袁先生。女方那边一听，笑声就响起来了。当时我们都很尴尬。
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这样的夫妻是不正常的。一个人不能为了另一个人牺牲这么多。这种人生不正常。老袁太憨了。每当我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走在音乐澎湃的红地毯上，我都不由自主想起他的境况，想起他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想起他一瘸一拐的半百身影，我成功的自豪感马上淹没在对他的心疼中。我觉得他是委屈的，我们呕心沥血，共同奋斗换来的，不应该是如此参差不齐的风光。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推醒了老袁，答应他去那家公司上班。并再三叮嘱他，不要参与任何不符合规矩的经营活动。
老袁揉揉眼睛，从床上跳起来，满地找他的眼镜，戴上，然后欢快地奔向厨房，为我做早饭。我坐在床上，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我不知道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担心，还是因为很多说不清楚的复杂情绪。总之，这件事导致了我们的今天。老袁快乐地上了两年班，受到人家贵客般的待遇，拿了不薄的薪水。而这家公司，没有悬念地取得了市民广场和文化墙的工程。
我被那家公司的竞争对手举报了。我没有受贿，老袁工作的公司也是通过合法竞标进入项目的，工程质量一流。但我再怎么撇清，也无法绕开权力运作环节里的一个徇私死角，因为我的爱人，他待在了那个死角里。
在我办公室的墙上，一直挂着毛主席的诗词书法：“……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没有想到，我苦心驾驭的事业飞舟，我和老袁倾情打造的人生飞舟，没有翻在中流击水，却翻在了小小港湾。
现在，失去就失去吧，说不上有多少沉痛，但遗憾多多，教训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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