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觉得自己是没有故事的人，谁都是故事里的人。
一、窑家烟火
烽火入京师，在这片与时代隔离的偏僻土地上，烟火冉冉。——题记
空气中夹杂着些暑气，滚滚热浪将人包裹着，像是一道绳索，勒得人喘不过气来。正午太阳*得很，眯起眼朝天上望望，净是白茫茫的一片日光，连点蓝天的影子也寻不到。满清的王朝还没谢幕，但晦暗不明的手已经从四海八方朝这东方古国伸了过来。郭家湾村里，杜守枚朝屋外头瞥了一眼，万里无云，倒是个晒黏土的好时间。
只见一个龟腰的中年男子从屋里走出来，朝村东头走了半天，眼见着面前是大片大片的原野，才蹲下身来，端详了半天地里晒着的黏土、生土。
“嘿，明天约摸着就能收了。”
杜守枚长得不算俊朗，但一看就是老实人，一副憨厚模样。他是村子里的土医生，读过些书，看些伤寒杂病倒还算可以。他妻子家在王于埠，和自己奶奶是一个本家，当年也是穷得揭不开锅，后来在城中做生意，这才发了家，成了地主。
杜家没出过那样的买卖人，除了种地就是烧窑，像杜守枚这样行医的也实属少数。行医是行医，家里的老本行自然是不能断，杜守枚烧窑的手艺继承了祖辈，倒还有些名堂，杜家的窑在方圆几十里都是出了名的，老人家说这是“蒸窑货”。烧窑是手艺活，挣不了什么大钱，也不过就是能把这些窑货卖了换些粮食吃。
说起烧窑，的确不是一般的活计。先是要把自家田里三十厘米以上的熟土掀到一遍，露出那些黏土、生土。把还泛着潮气的黏土挖出来，晾个三五天，等到晒干了，再把晒干的土都推回自家院子。别看这土已经干了，这跟熟土还不一样，要是用熟土，是烧不出什么东西的。这些干了的黏土，需要用水泡透，泡成泥，那时候没有搅拌机，需要一个光着膀子穿短裤的人踩在上面，踩上四五个小时。这个踩泥的人，别人都称他“泥腿子”。等泥踩好，再运到屋子里，把泥放在“林子”上。
这时候，穿着短褂的“窑头”两腿叉开蹲坐在地上，用手掌握住“林子”上面的泥。此时，需要另一个人坐在“林子”另一旁的高凳子上，用脚不断蹬着它，好让这大圆盘转动起来。此刻，“窑头”手里的泥被制成了各种形状，等完全成型，就能拿到院子里晾了。晾干的泥陶瓷不能直接用，还需要用木板慢慢拍打，使形状更为美观。等忙完这一切，土窑才派得上用场。把泥陶瓷放进去烧熟烧透，一件陶瓷就算完工。
杜家人常做的是泥碗、盘子、缸、罐、盆，都是些日常用具，推到集市上，总会有人需要。
其实杜守枚家祖上不是本地人。
提起山西移民，临沂人想起的往往是明朝初年时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那场移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而影响最为久远的人口大迁徙。
当年山西迁民，不管哪府哪县的人，集合地点是洪洞县大槐树底老鸹村，那时多数移民不识字，只记得洪洞县大槐树底老鸹村。移民故土难舍，被迫离乡，人们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首，恋恋不舍离开老鸹村，直到看不到大槐树，这才眼含泪水远走他乡。到新地落户后，告诉后人老家是山西省洪洞县。所以时至今日，多数鲁南、苏北人，也和大多数中原人一样，称他们的老家是山西洪洞县，而且多数姓氏续家谱，也是从明朝续起，记载多年来的衍续，见证移民历史。[1]
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会特地回到那棵老槐树下，寻觅故乡的味道。
但郭家湾杜氏这一脉，并非如此。
明末清初，郯城大地震爆发，临沂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大陆东部板块内最强烈的一次地震。时任县令冯可参写作《灾民歌》详细的记述了震后百姓的生活。
郯城野老沿乡哭，自言地震遭荼*，
忽听空中若响雷，霎时大地皆翻覆。
或如奔马走危坡，又如巨浪摇轻轴，
忽然遍地涌沙泉，须臾旋转皆干没。
开裂缝坼陷深坑，斜颤倾欹难驻足，
阴风飒飒*神号，地惨天昏蒙黑雾。
逃生逃死乱纷纷，相呼相唤相驰逐，
举头不见眼前人，侧身不见当时屋，
盖藏委积一时空，断折伤残嗟满目。
颓垣败壁遍荒村，千村能有几村存，
少女*昏悲独宿，老妪自首抚孤孙，
夜夜阴磷生*火，家家月下哭新*，
积尸腐臭无棺殓，半就编芦入冢幡。
结席安篷皆野处，阴愁霖潦晴愁暑，
几许伶仃泣路旁，身无归旁家无主，
老夫四顾少亲人，举爨谁人汲沙渚。
妻孥寂寂葬荒丘，泣向厨中自蒸黍。
更苦霪雨不停休，满陌秋田水涨流，
今年二麦充官税，明年割肉到心头。
嗟乎哉，漫自猜，
天灾何事洊相摧，愁眉长锁几时开，
先时自谓灾方过，谁知灾后病还来，
恨不当时同日死，于今病死有谁哀。
在躲避兵荒马乱、地震水灾的年代，一群身怀绝技的山西窑工逃荒来到了这片土地。[2]临沂河东郭家湾村杜氏一脉，正是当年逃荒而来的山西窑工。当年杜家逃到了临沂市兰山区枣沟头镇大朱坞村定居，第七世时，家中老三迁往了河东区，定居于此。
传到杜守枚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五世了。
你要是问他第二次鸦片战争什么时候打的，他准摇头；问他山东有没有被德国人侵占，他还是会摇头；你要是问他见没见过洋枪，他准上下把你打量一番。这些与他处于同一时期的战事，他统统不知道，村里人也都不知道。战争是闹得中国兵荒马乱，但在这个偏僻的村庄里，人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景象。没了正儿八经的*府管着，土匪到处都是，人心惶惶。
国内乱了。
二、人事多舛
若得一世安好无虞，纵使不图富贵荣华，亦未尝不可。——题记
郭家湾村西头油坊里猛得冒出来个黑影，潜着月色躲到了几步远外的土房子后。
这黑影在墙角蹲了半响，眼见二更天已过了大半，听着屋里仍没什么异常的声响，他才起身，摸黑又潜回了西头油坊。
“大哥，又去看病人了？”四弟杜金湘正在整理油坊的账本，看到大哥回来，把账本递过去，让大哥帮着校对。
杜金台点点头，笑呵呵地接过账本，心里还想着他上午写的药方。这次的药方见效很快，病人的状况基本稳定，看来这个药方不用再有大的改动了。
原来这黑影是郭家湾村西头油坊的大当家杜金台，方圆几十里最为有名的妇科大夫，也是杜守枚的大儿子。
杜金台有个习惯，白天给病人写好药方，到了晚上偷偷潜到别人家墙角，听屋里有没有传出不舒服的声音。要是听到有，第二天就重新修改药方；要是没问题，就把这药方存起来。别人都以为他的医术是得了什么大家的真传，其实不过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与医德罢了。
想起先辈的不易，杜金台至今仍唏嘘不已。他记得父亲时常说起自己的老奶奶彭氏，老爷爷英年早逝，她为了攒钱置地，三个冬天不穿棉衣，一个女人支撑着全家。
后来彭氏的娘家经商致富，将家中的一个孩子又嫁了过来，也就是自己的母亲。靠着那些嫁妆，父亲读了些书，成了村里的土医生，而他们兄弟四个也从小就请了私塾先生，学了一肚子学识。不过，父亲的医术只传给了他一人。
也许说出来会有些令人诧异，宗法制遗留的传统习俗在民间根深蒂固，即使周王室的天下已瓦解千年，嫡长子继承制仍然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熠熠闪光。
大概这是与临沂的地理位置有关。山东在先秦时是齐、鲁两国的辖地，春秋时出现的孔子，虽说未能让恢复西周礼乐制度的愿望在当时实现，却在齐鲁人的心里深深埋下了根。即使是在千年以后，老百姓的心里还是奉行着这样不成文的制度。
第二日清晨，杜金台照例出诊。刚进来的这位病人看着眼生，显然是外村的。
“拿着这张药方，到外面抓药就行了。”
“大夫，你们这怎么不给抓药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杜大夫这边只看病，这药啊，得到别的铺子里单独买。”旁边的大娘提醒道。
“那不就赚不了钱了吗？”
杜金台笑着摆摆手，他说自己家已经开了油坊，日子过得挺好，所以他看病只开方，不拿药，也不收钱。
杜家的后世子孙始终记得他的嘱咐：做人不能贪，钱不能都叫我们家赚去了，得给别人留口饭吃。
当时杜金台兄弟四人合伙开了油坊，家里有了一百多亩地，也建起了挡“马子”的炮楼。建炮楼是当时家里有些钱的人的必然之举。当时山东境内烽烟四起，战事频繁，事变更迭，以至于匪股猖獗。而匪患最盛的，正是临沂一带。纵使无精确统计，但以遍地土匪形容似不为过。大户人家养的马子倒还好，自发形成的土匪才令人闻之丧胆。人们晚上常常睡不安稳，家里养着牛的贫苦人家，怕牛被偷走，总要抱着牛睡。
但对杜家人而言，和从前的苦日子相比，虽然时局乱了些，好歹不愁吃穿了。
提起他们家的西头油坊，村里人想到的都是杜家四兄弟的朴实。杜家西头油坊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都会放油，只要前街的小孩端灯去，一准会打上满满的一灯油回来，后街的去也会拿到半灯。
只是，当时村里的大地主郭氏，偏就欺负这种家里有百十亩地的人。白天有人从他们家的地里经过，他就咬定别人踩了他们家庄稼。白天踩了几棵庄稼，晚上就得赔几块大洋。他家养了三百多马子，也有三百多杆枪，不怕人家不给钱。地少的他不欺负，对方拿不出来多少钱，欺负也是自讨没趣；地再多点的，家里养的马子也多，犯不着跟人家起冲突。
杜守枚也没想到，自己不去找事，事倒是找上了自己。郭家这次欺负到了杜家头上。
四个儿子倒都有了些作为，但人家姓郭的家里有千亩地，自家再怎么比也是比不上的。
“爹，怎么办啊？总不能真给他们家钱吧。”老三杜金堂满面愁容，看了看油坊里的帷幔，在风中一摇一摇地，好像怎么都抓不住。
杜金台和三弟对视一眼，叹了口气。他很清楚，这次要是低头了，以后肯定还被欺负，这样的日子反复无常，永远不会再消停。
一家人坐在饭桌前，却都觉得食不下咽。
彭氏忽然开口，提议找她娘家帮忙。
杜守枚摇摇头，彭家也是经商的，犯不着去麻烦人家。做生意的到底没多少权利，谁都清楚：那富的人,怕的是见官。
一家人沉默之时，彭氏忽然提到了她在城中做官的叔。
要不是妻子提起，杜守枚还真是忘了。彭家前几年的确是出了个举人，听说在临沂城里当上了官，管着整个城的税收。
夫妻俩商量了一晚，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让彭氏收拾收拾回娘家求助。
自家的女儿在外面受了欺负，彭家自然是不能不管。隔天彭氏的叔叔就骑着马从王于埠到了郭家湾。
“听说你们村有户姓郭的挺厉害，怎么不出来见见我？”
郭家的马子遍布全村，彭氏的叔叔一到村口，刚高声喊了这么一句，就有个马子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朝郭家奔去。
“刚……刚……刚才……”
“刚什么刚，才什么才，出什么事，吓成这样！”郭家当家的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
听马子的描述，大致是村头来了个人，骑着高头大马，眉目间都透着凶气，逼得人不敢看他，好像是城里当官的。
马子说话的时候声音越说越小，到最后都和蚊蝇一样，听着就让人心烦。
郭家当家的这会儿可没心烦的空，一听是从城里来的大官，连忙带了一群人朝村头迎过去。堆了满脸的笑容，像是把一整块肉拧巴在一起，不免令人恶心。
彭氏的叔叔被郭家的人左环右簇着进了门，里面竟已摆上了宴席，好不气派。郭家当家趁彭氏的叔叔不注意，悄悄揪过来一个马子。
他压低了声音，悄悄派马子去城里打听这人的来头。
送走了彭氏的叔叔，到了夜里，去城里打听的马子回来了。
马子的神情看起来倒是轻松，他打听到彭氏的叔叔是王于埠村的人，听官名好像不太厉害，不过就是个管临沂税收的。
郭家当家上来就是一巴掌呼在他头上，马子一个踉跄，险些没稳住身形。
“管税收的不厉害？你瞎啊！这话你要是敢到处乱说，明天我就让人崩了你！”他缓了缓两口气，继续说，“他来我们村干什么？”
“好像杜守枚的媳妇是他侄女，昨天去找过他。”
郭家当家一听，吓得一个激灵。
从那晚起，郭家再也没敢欺负杜家半分。
几年后，书法与文章俱佳的杜金台已经是村里人人敬重的“杜先生”，家中医书不可胜数。他不仅在县乡仕绅中很有威望，家里几个兄弟也尊他敬他。
然而，这晚，月光被冬夜里的寒气搅得一团糟，云压得低低的，仿佛随时都会朝人扑过来。村子里静悄悄的，就连平时最惹人嫌的野狗，此刻也没了吠叫的兴致。
“大哥还没回来。”
老二杜金亭在门口张望了半天，还是不见大哥杜金台的踪迹。一家人坐在一起，第一次觉得夜那么漫长。杜金台夜里又去病人家墙角探察治疗的情况，却一直到夜半也没有回来。
他们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土匪绑票的消息传到杜家，像是魑魅魍魉的降临。彼时的杜家，的确是拿得出那些钱，他们只希望土匪不要撕票。
杜金台的确是活着回来了，但他再也不是杜金台了。没有人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疯了。
杜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但外人都并没有觉得这是什么稀奇事。他们已经习惯了土匪一天天的绑票撕票，也习惯了整日整夜活在胆战心惊中。比起恐惧而言，大概这样的习惯更让人心悸。土匪该有多么猖獗，才能成为习惯。
正如后世之记载，“八百里沂蒙那嵯峨绵亘的山峦，曾是无山不匪，无峦不盗。七十二崮那峥嵘险峻的崮顶，处处曾是土匪施暴逞凶的营盘。惯匪如刘黑七之辈，恶名昭彰，曾祸及半个中国，巨匪若孙美瑶之流，奸同*蜮，曾因劫掠欧美洋人而酿造过国际纠纷；女匪似赵嬷嬷之伙，心如蛇蝎，曾使沂蒙百姓一提起这恶叉雌虎便毛发倒竖；悍匪似李殿全之帮，天良丧尽，曾把人性之恶展示得无以附加……至于昼伏夜出，栖于林莽的散匪和那些剪径的草寇、打劫的山贼，更是多如牛毛。惯匪、巨匪、女匪、悍匪、散匪，你来他去，此消彼长，曾在二十余年中搅得整个蒙山沂水蜩螗沸羹，鸡犬不宁……”
这就是此时的临沂，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老百姓说不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土匪，临沂人过惯了乡风淳朴、邻里和善的日子，他们不相信人会在忽然之间变坏。
但不是人变坏，是社会的肮脏，将人逼到了走投无路。
三、何处人间
天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可没有敢断定这就是希望。——题记
过着村里整日躲避响马子的日子，杜家人并不知道，此时临沂城内烽火硝烟，已被日*侵占。
老百姓到底是与*治无关的，他们只知道年日本*子在村里盖了个汉奸乡公所，整日进进出出的倒也没多少人。汉奸乡公所是村里人的叫法，其实牌匾上刻着的是“伪*乡公所”。
年，杜金堂的儿子杜丙宇这年才十五岁，和村里几个年纪相当的小孩时常到处疯玩。小孩子玩起来是不分时间和地方的，哪会避讳什么汉奸。听说村里来了个八路*游击队的，一窝蜂跑到汉奸乡公所后面一个土坑旁躲着，单单露出几双眼睛
。
汉奸正吃着早饭，便听着炮楼下有人在喊。
那汉奸头子走出去，只见一个穿着粗布*装、打着裹腿的八路*挺立在那里。
“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放下武器！”
汉奸头子一愣，也没让后面的人放下枪。
“你们不是要抓共产*吗？我就是共产*。共产*不怕死，怕死的不是共产*员！你开枪打啊！”
几个躲在土坑旁的小孩听了，吓得眯起眼不敢看，生怕下一秒就是开膛破肚。过了半响，居然没什么动静，杜丙宇悄悄睁开了眼，看到那八路*腰间插着的盒子枪正熠熠闪光，这束光芒，他一辈子也忘不掉。
后来他读过毛泽东的一句话，想到了这个人，觉得他如果真的死了，大概就是如此。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怕死的不是共产*员，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吧。
旁边的伙伴戳戳他，示意往家走。
杜丙宇又往炮楼那瞅了一眼，见他们还在谈判，聊的都是些听不懂的话，也没必要再听下去了。几个人又偷偷摸摸地跑回了家。
晚上杜丙宇跟家里人聊起白天的见闻，眉飞色舞，侃侃而谈，就差没站起来模仿了。
“这游击队长王铁英还真的很有本事，听说咱村的汉奸已经投降了。”杜金堂说着这番话，眼却望向窗外，不知在看着什么。
谁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停止。
杜金堂一辈子没过上安稳日子，从出生就是兵荒马乱，到现在还是如此。他是没卷入硝烟战火中，可是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忧心。打仗的地方是可怕，但到底有人管着，他们这样的小村庄里的老百姓，又有谁会记挂着呢？也许，等战争停了，就有人能想到他们了。
等战争停了就好。
杜丙宇不知道父亲的忧虑，他还沉浸在白天的兴奋当中。
“王铁英？原来他叫王铁英！”
他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个名字，完全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大英雄。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今天见到的居然是中共洪瑞区区委书记，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徐州地区沭河专员。[3]
两年后，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向全国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原本该是举国欢腾的日子，但郭家湾村却仍然和往常一样，没什么特殊的变化。信息闭塞，他们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但驻扎在这里的日*知道。
可是临沂的日*拒绝投降。这也许是最后的一点点负隅顽抗。
此时独立营已经接到攻城命令，抢占北关。从鲁中刚到临沂的十一团正在布置攻占北大门，独立营负责攻占西北角的一段城墙，他们都在紧张地挖掘战壕，赶制云梯，组织攻城。八点钟，战士们在机枪的掩护下爬上云梯，然而城墙高十五米，厚十二米，十分坚固，城内的火力又很猛烈，密集的手榴弹炸坏了云梯也炸伤了很多八路*战士。然而八路*的炸药威力太小，未能将城门炸开。担任南关主攻任务的山东*区特务团一度曾越过壕沟攻上城头，但由于准备仓促，弹药严重不足，攻城只得暂停。8月20日和27日，八路*又组织了两次强攻，仍然因弹药严重不足而暂停。后来，他们改变了战术，在西北角秘密地挖掘了百余米长的地下通道，埋进去斤炸药。9月10日凌晨的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了一个30米宽的豁口，垂死挣扎的敌人几次反冲锋都被击溃。最终，负隅顽抗的名敌*全被歼灭。[3]
“爹，我们是不是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几个孩子围在杜金堂身边，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回复。
“我也不知道。”
是啊，谁知道呢。
四年后，杜金堂终于等来了他想要的和平。
年，全国解放。
第二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全国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杜家被划分为上中农。
许多人都说，多亏了杜老先生（杜金台）当年行医只看病不抓药，不然，凭着他的医术，杜家怎么说也得是富农。虽说富农和上中农只差了一个等级，但性质却是完全不同的。富农对下层人民是有剥削的，而中农则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力，甚至有些时候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只有一些富裕中农会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
但这样说的人，说完后又往往不住地叹惋，杜老先生多好一个人，就这样疯了。
是啊，多好的人。
因为土改，杜家的土地都被收了，油坊也关了门，村里都是个人单干。说不心疼是假的，毕竟这些土地都是杜家人一点一点积累来的。
隔年，杜金堂还没熬过国内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就猝然长逝。一切发生得突如其来，紧凑得令人缓不过来，像是梦一样。
“爹，你这一辈子，是真的太苦了。”
杜金堂的坟前，杜丙宇沉默良久，他回忆着父亲苦难的一生，心里忽然萌生出一种恨意，他恨战争。他没有办法去形容这种忽然涌上心头的情感，战争的确是不曾直接夺走杜家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却害得他的大伯杜金台被马子梆架，害得杜家的医术后继无人，害得父亲从小就活在阴影里，害得父亲临终前还念叨着终于解放了。
如果没有战争呢？
他说不清。
满清的统治和战乱相比，其实好不到哪里去。那些个高高在上的帝王，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和汉人的反抗，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这一个个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令人发指。要是他读私塾的时候还有文字狱，他肯定不会去读书，碰都不想碰一下。
趁着一场战争把这样一切都推翻，也是好事。
杜丙宇回到田里，远处传来太阳躲在青山后沉沉的叹息，几抹醒目的红染在了天际，映在人脸上，也是这样红彤彤的模样。他倚在自己年轻的时候蒸出来的大缸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是村里最大的一个缸了，缸口直径1.4米，高1.3米，中间凸出来的部分直径1.7米，当时想拿到集市上去卖，没想到太大了也不好卖，就留在了家里。后来，再也没有人蒸出这么大的缸，后来，村子也不再有人烧窑。
合作社的日子过得倒还算安稳，虽说累点，但一切都有条不紊，好像真的是书上说的“社会主义”的模样。
年几个村合建了人民公社，村里人都到生产队里干活。杜丙宇是田里使牛（推牛犁耕田）的，一天到晚都歇不了几口气。
“爹，您坐下歇会。”刚上小学的三儿子杜思祥把注意力从书上移开，看到父亲的疲惫，不免心疼。
“哎，干不干，三顿饭，工分也稀松，反正是靠到天黑得收工。”
杜丙宇说的是村里不知道谁编出来的顺口溜。反正地种得再好也不是给自己家种的，干活干成什么样，没几个人真正上心，田里都长满了草也没人在乎。可是真的吃不饱，家里孩子都小，能挣工分的就自己一个人，分的粮食也少。家里也不能做饭，锅碗瓢盆都拿去炼铁，罗庄天天冒着烟气，也不知道能炼出什么来。
也许真的是炼不出来什么，但罗庄倒是成了临沂工业的重心，以至于几十年以后的罗庄污染严重，从前的厂子都被拆除关了门。
第二年的事更令人摸不着头脑，全国搞起了浮夸风、共产风、大辩论。杜思祥倒是继承了父亲的好奇心，那天在田头玩的时候，刚好赶上公社书记来视察，几个小孩便趴在一旁，黑溜溜的眼睛都朝他看过去。
只见公社书记走在前面，大队书记和会计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走到田间的小木牌前，忽然顿住。
杜思祥冒出头来一看，上面写着：小麦丰产田，亩产斤。
公社书记眉毛一皱，扯着嗓子说：“胆子太小！太右！太保守！”说完把头往旁边一歪，眼球好像都要蹦出来，瞪得吓人。
大队书记给会计悄悄使了个颜色，会计蹲下身子，毛笔在木牌上一转，就加上了个0。
“嗯……这还差不多，这还差不多。”公社书记满意地点了点头。
几个小孩看得目瞪口呆，直到那时，杜思祥才明白人们天天喊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究竟是什么意思。
四、天上愈暖
倘若人间已与地狱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去天堂呢？——题记
夜色逼人，仿佛有人将浓墨狠狠地涂抹在天际，连带着把月光与繁星一同抹去。
杜家人谁都没说话，只能听见彼此的抽泣声。
杜思祥瑟缩在一旁，眼睛肿的鼓了起来，脸也有些红肿，像是被人打过一样。
今天晚上正好轮到他去食堂领饭，提着泥罐子，到生产队里排队。食堂主任根据各家的人口，用舀子从大缸里盛出些几乎见不到米粒的糊涂粥。他盯着食堂主任的手，生怕他一个手抖滴落些稀饭。
领饭的人是他，连带着自然盛饭的也第一个是他。回到家，杜思祥紧紧攥着木勺子把，看着罐子里的稀饭，琢磨着怎么盛才能盛多点。为了舀出来满满一勺子，他身子一蹲，把木勺子伸到罐子底，刚想把勺子拿出来，没想到用力过猛，泥罐子底居然被他给捅掉了！薄薄的粥撒了一地，杜思祥觉得满地都是他的血。
杜丙宇只觉得气涌上心头，上来就给了儿子几个巴掌。
杜思祥哭了。
这哭声好像会感染一样，其他几个孩子也都开始哭，从小声的啜泣变成嚎啕大哭，最后又因为饿得没了劲变成了无言的流泪。杜丙宇夫妻俩也开始哭，在这一刻，他们做不了父母能做的事情，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后来家里人舀饭的时候都很小心，生怕再出现上次的事情。各自盛好各自的稀饭，饿得想一口喝了，又怕喝得太快一会儿就喝完了。碗里沾着的粥，都用手指抹了下来，再不行就直接用舌头舔。
谁都知道，就算吃得再干净也没有用，他们吃不饱的。
更惨的那一次，杜丙宇弄丢了家里的供盐本。
家里咸菜缸里的咸菜渐渐都吃完了，只剩下半缸的咸菜水。每次吃饭，舀出来一勺子，每人轮流喝一口，算是吃过咸菜了。杜丙宇是家里唯一的劳力，几个孩子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以至于他的妻子总是最后吃饭。等到妻子去盛的时候，往往只剩下不到半碗。她只能喝两口咸菜水，再倒上两碗凉水充饥。
好几个月里，杜家没能吃上盐。
杜丙宇的五儿子饿死了。
家里的气氛有些令人透不过气来，老三杜思祥一个人走到了屋外。除了偶尔从远处传来的一两声狗的低声哀叫，冷落的前街也是寂静无声的。
他忽然觉得五弟是幸运的，与其活在痛苦的人间，倒不如在天上寻找些温暖。连下四十多天雨的自然灾害，谁能忍受得下去？只长草不长庄稼的天地，谁还会怀着希望？他才两岁，经不起那么多苦难。
杜思祥想起了自己要饭的经历。
那是在两年前“大跃进”的时候，全国大炼钢铁，家里什么也吃不上，他的奶奶带着他和他二哥去村南边的大程子河要饭。天蒙蒙亮的时候，两个孩子就被拉了起来，手里塞上了打狗棍和破瓢子，沿着仍然昏暗的小道走了五里路。
杜思祥的奶奶看了看天色，薄薄的雾气已经渐渐退去，东方地平线上透出缕缕红霞，这边村子里的人家估计也该起床了。奶奶让他走中间那条路，二哥杜思瑞去村西头，她去东头。
“俺不想自己去。”杜思祥扒住奶奶的衣角，不愿意分开。
“听话，昨晚怎么教你的今天就怎么要，不然吃不上饭的！”奶奶拽开了他的手，硬把他推向了那条路。
那时他不懂为什么三个人要分开走，他不知道那时候别人家也穷得可怜，农村根本没有一户人家能一次性接济三个人，人越多越要不到饭；他也不懂为什么要起那么早，明明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甚至连起床的时间也不到，他不知道等到自己村里的人都起床以后看到他们去要饭，该有多丢人。
杜思祥壮着胆子抬起打狗棍，忽然觉得轻轻的一个棍子此时重如千斤。门被推开了一条缝，他鼓足勇气，又推开一点。
猛的一声犬吠从屋里传出来，好像随时会有什么东西冲到他身上，杜思祥拔腿就跑，气喘吁吁地走到第二个门前。
“要饭的快走！俺没饭给你吃！”
他灰头土脸地走了，把满心希望寄托在第三户人家。
杜思祥刚走近，一只狗从门里面扑了出来，直追着他跑。他不敢回头，不知道那条狗还在不在，只能拼了命地向前跑。
他不记得要到第几户人家才吃上了饭。只记得自己当时泪眼朦胧，门里面是一位老奶奶，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他盛了半碗粥。
整整一天，他只要到了那半碗粥。
他的奶奶和二哥都在别人家里住下了，可他才八岁，不懂怎么上门，哭着回了家。一见到母亲，泪怎么都止不住，怎么哄也哄不好。
“喝粥！快别哭了。”邻居家的奶奶刚好看到，给他送来了一碗粥。他含着泪喝下去，只觉得分外疲惫，浑身都没有了力气。
杜思祥想，如果五弟还活着，大概也要和他一样吧。
年春，公社的食堂散了。
当年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刚开始是每天一人给三碗糊涂粥，只有在大队干活的人吃得上窝窝头，还不是用面粉做的，混了大半的河里的野菜。到了后来，大人给一碗半，小孩就一碗，饿得“人吃人，狗吃狗，河里苲菜上称称”。
谁都以为日子再苦也不过如此了，没想到食堂解散以后的日子更为难熬。
看着木笼里坐着的母亲，杜思祥打了一个激灵，迅速别过了头，不忍心再看下去。
村里饿成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公社里成立了大营养院，把这些病号都集中了起来。杜思祥的母亲就是其中一位。他仍记得母亲都已经病得不能下床，是医院，那时村里得病的已经有好几百人。
事实上，不仅村子里如此，全国都泛滥起了水肿病，声势浩大。
营养院里的主要疗法是坐大木笼，说来着实难以想象。在大锅里放上水，把木笼放在上面，像是要蒸包子一样，病人就是那包子，蹲在木笼里面。木笼地下的热水滚烫，“咕噜咕噜”发出声响，人身上的汗也如此，源源不断得向外流。后来配上了药物和食物，三个月后，杜思祥母亲的病康复了。
母亲说她很幸运，杜思祥想想，的确如此。
三个月的大规模免费治疗，任凭在什么时候，也只不过是人们的美好想象。农村人是质朴的，他们能分辨出谁是为自己好。共产*没想过害老百姓，这就够了。
后来的两年，为了吃上饭，杜家的几个孩子都离开学校，转而去了生产队。一直到“四清运动”的时候，有工作组到村子帮老百姓搞生产，他们才回到学校。
也许，在他们眼里，“四清运动”是好日子要到来的兆头。
杜家没有人从*，深层次的事情，自然没有人懂。事实上，四清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与其说这是为了发展生产，倒不如说这是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产物。当时，国际上有着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背景，国内则有着*内对“大跃进”严重后果认识的深刻分歧，这是和批判*内所谓“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联系在一起的。
尤其是这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激化了*内的矛盾。在全*都处在“反修防修”“左”倾迷误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左”倾认识都在发展，又各有其特点。随着“左”倾迷误的深化，在对修正主义危险性的看法和“防修”的具体措施上，他们的认识分歧渐渐明显起来，并最终导致了矛盾的激化。这场“四清”运动就像是“文革”的预演，拉开了阶级斗争的大幕。[4]
但是，村里人之所以察觉不到这样的苗头，的确是有必然的原因。在整个运动中，*中央自始至终强调要抓好生产，认为搞“四清”运动，“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动力，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尽管运动受到阶级斗争的冲击，但在*中央的要求下，整个运动过程中，由于各级*委很重视生产，“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的，没有受到大的影响”。[5]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已经响起，但郭家湾村里却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五、守望光明
在这个人已非人的世界，我什么也不相信。——题记
年“文化大革命”，上中学的杜思祥第一次去临沂城区。他不是一个人，同行的还有许多同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喊着“全面打倒走资派”的口号，一行人从临沂出发，到青岛大串连。
临沂算是偏僻的小城，即使说大串连的时候各地的红卫兵乘火车汽车不要钱，他们也坐不上车。没有车，他们靠的是一双脚。但一群孩子一天走不了多少路，他们走走停停，走了近半个月，终于到达了这个他们从来不曾想象过的沿海城市。
当时全国乱成了一锅粥，红卫兵的串连彻底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根据老青岛的数据，年12月全月，受全国性大串连活动影响，外地串联人员大量涌入青岛，12月28日，仅这一天来青岛串联的师生就超过了8万人，到了31日就已经超过12万人。可当时青岛的市区人口仅仅70万人，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红卫兵，家家户户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伺候”着。[6]
巧合的是，杜思祥一行人到达青岛的时候，由于造反的不断扩大，青岛市委市府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青岛中学生外出串连根本不需要市委组织批准。市委市府只能负责到青岛串连的外地学生的接待工作，青岛学生到外地串连完全成为无*府无组织状态。像杜思祥他们这些外地来的学生，平安地到达，亦平安地回来。可是青岛本地的学生，虽然大部分最后都回到了家，但有一些人却永远留在了大串连的路上，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在何处失踪、遇难。
杜思祥不知道自己的幸运。
青岛一行，他看到了另一个广阔的世界。
他知道从今往后不会再有“大串连”发生了，他也知道大串连的时候作为红卫兵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道理，可是，这是一个农村孩子一辈子第一次走进大城市。
从青岛回来不久，杜丙宇一家就不得不面对家族迁至临沂以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生离。杜丙宇的大儿子杜思君要带着年幼的四弟杜思聪到东北去了。
如果直白点描述他闯关东的原因，也许听起来有些令人费解。杜思君走的原因是娶不上媳妇。但他自己心知肚明，家庭的贫困才是他迫不得已背井离乡的根源，如果不走，在家可能就都饿死了。
闯关东是山东老百姓最后的谋生之路。
这不是山东人第一次朝着北方寻求光明，甚至比起从前的几次，这一次的闯关东并没有那么大的规模。
笫一个时期是年至年，清朝初期，此时的东北“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年，顺治帝开出了史无前例的优惠*策，鼓励和吸引关内人来东北。但这段“官情民愿”的关东移民热潮很快戛然而止。毕竟经10多年的垦殖，肥田沃土已经得到开发，经济繁荣。但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朝廷怕外族人侵害满族利益，年12月，顺治帝颁诏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策。
第二个时期是年至年，清朝中期。那时，山东战乱不断，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朝廷禁令，冒着惩罚危险，仍然不断地闯入关东谋生。好在年光绪帝颁诏解除禁封制度，封禁多年的长白山区敞开了大门，山东移民，不断地流进长白大山里，放山、淘金、伐木、垦荒，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第三个时期是至年，清朝末期。鸦片战争后清*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府逐渐开禁放垦，允许流民开荒种地。
第四个时期是年至年，民国时代。闯关东又迎来一个移民高潮。伴随着*阀混战，中原地区更是惨遭荼*的主战场，加上数次大灾，百姓大批流离失所，再次把求生的目光集体投向东北。当时的统治者张作霖为了对抗日本的移民计划，他采取有组织、有目的地从山东、河北等地，每年以几百万人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但不久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变之后，日本执行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大陆殖民主义*策，并限制关内移民进入东北。关内民众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已在关东的移民商户，也相继扶老携幼转回故乡。
第五个时期是年至年，伪满时代及建国前。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应付战争时局大量劳动力的需要，和实施伪满*府的产业开发计划及向北开拓，急需大批劳动力。解决劳动力的途径，只有从关内招募。山东便是充实东北劳动力的主要供应地。这是山东人到关东创业的又一个高峰。抗日战争胜利后，建国前的4年中，山东人来东北创业的人数也不再少数，并不低于伪满时期的人数。[7]
五次大规模的闯关东时间衔接紧密，虽说每一次都最后因特殊的原因而受到压制，但随即又掀起了新的浪潮。
这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是一次移民壮举，更是一部悲壮的历史。
《汉书?元帝纪》载：“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中国人念根，念乡土，哪怕举家迁离，可是对于曾经居住的土地的眷恋却永远如初。这种骨子里的安土重迁，根本原因还是长期的封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高度繁荣下，人们对土地产生了一种不自主的依赖和爱恋，因此，封建自然经济下的人们在心理上很难适应外面的生活，即使走在万水千山也不忘落叶归根。
可是，东北的那些山东人，还会回来吗？
两年以后，刚满十八岁的杜思祥中学毕业。
当时取消了高考制度，上大学不讲分数，而是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推荐。体检的时候，手上的老茧越多，上大学的几率就越大。他从小几乎都在上学，多半的时间都是和书在一起的，老茧自然比不过那些在田地里长大的孩子。
于是，他成了一名民办教师，教的是小学的语文和数学。
杜思祥始终记得年闻名全国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听旁人说，张铁生在家里跟师傅学打铁，磨了一手的老茧，交了一张白卷，被大学录取，美其名曰“工农兵大学生”。
说起来，其实张铁生的考试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说他交了白卷只是“四人帮”希求的舆论效果。
文革期间曾于年尝试恢复高考，在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下，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年招生工作的意见》，针对推荐选拔工农兵上大学增加了文化考试项目。但高考过程中，出现张铁生白卷事件，“四人帮”将其宣传为“白卷英雄”，并将此次高考批判为“资产阶级利用文化考查，乘机塞进旧高考的那一套，妄图破坏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使各高校只敢录取低分考生。高考随即再次中止。
“三弟，你后悔读书吗？”和二哥杜思瑞闲聊的时候，二哥忽然这样问他。
杜思祥摇摇头，起先还有些犹豫，后来的动作变得有力，显得分外坚定。
“人永远不能不读书啊！”
他说的没错，如果不读书，他现在也找不到工作。在贫苦的农村里，读书真的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但他不知道，作为老师，学生到底能从自己身上学到什么。“文革”的这些年里，学生上课下课就做那么三件事：学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致敬。
真正的知识，还存在吗？
杜思祥忽然很心疼家里那些医书。父亲的大伯杜金台疯掉以后，家里始终小心翼翼地保管着那些医书，有的是在外面买的，就算丢了也不算太可惜，但杜金台自己总结写下的药方，却是杜家珍藏的宝贝。
“文革”里，只一把火，烧光了这一切。
杜思祥一时间觉得自己和爷爷杜金堂很像。爷爷一生都在盼望和平，而他盼望的，是光明，真正的光明。
六、人间重现
如果苦尽甘来是最后的结果，也许那些苦也可以忘记。——题记
年改革开放，全国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春天，郭家湾村杜氏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年，杜思祥转为公办教师，刚好赶上全国工资翻两翻，他领到了一生中第一次四百多元的工资。
他们兄弟四个人的孩子，不管有没有读过书，不管读了多少书，都走出了这个临沂城中偏僻的小村庄。杜家人不再像从前一样，几乎所有人都种地、烧窑，新一辈的儿女都离开了土地，有的人从*，有的人经商，日子好不风生水起。
他只是有些想念自己的大哥，一走几十年，再也未归来的大哥。
年国庆，东北的大嫂带着几个孩子开车回到了临沂。那个时候杜思祥的大哥已经去世了，当年四个兄弟的孙辈而今都已经和他们一般高了。
这是他们的后辈有生以来第一次相见，但他们知道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从东北到山东的距离，再也不像从前一般，好似遥不可及的天边。只要想见，不会再有什么可以阻隔血脉的相连。
年除夕，杜思祥几十年前的学生杜振北送来一副字。学生说，当年他上课的时候提到过，郭家湾村里也曾有位英雄来过，所以自己一直记得。这位学生后来去上海出差，竟在一个纪念馆里看到了王铁英的字。他把那幅字印下来以后放大，装裱起来，想着自己的老师，觉得一定要送给老师看看。
后来，杜家的墙上始终挂着王铁英的“老有所学”，不曾拿下。
参考文献：
[1]明朝驻沂州的机构琅琊网发布时间：-01-:35:00
[2]历史上的罗庄陶瓷中华古玩网
[3]何子朋:我和临沂战时邮局--献给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4]刘少奇与四清运动王海光：中央*校*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D.7《*的文献》年05期
[5]论“四清”运动的积极性和局限性李海红：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D
[6]西镇的记忆（五十二）历史老师扒拉蒙汗的博客(8-06-:44:19)
[7]蒋玉清的博客历史上的闯关东(8-02-:52:40)
附录（活动总结）：
年10月4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我回到山东临沂河东郭家湾的老家，在这个莫名令人觉得短暂的下午，听爷爷杜思祥讲起我们一家人在郭家湾的故事。在后来断断续续的日子里，从10月16日到30日，我一直和爷爷保持着联系，终于把这百年的历史串成了完整的故事。
事实上，在10月2日，我曾经回过山东临沂河东东王庄村的姥爷家，想将父母两方面的历史都记录下来。但很遗憾，母亲那位曾任国民*徐州特派员的爷爷，并没有留下多少故事，听姥姥断断续续的描述，我始终无法串起完整的故事。很多老人都是如此，自己一生的故事，总沉默着不愿为人所知。
不过，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只有在史书、教材亦或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情节，居然曾经真真实实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当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读起来始终只是故事，但如果确实是自己家族经历过的历史，往往会牵动人心底最纯粹的情感。我很努力地让自己客观地去看待郭家湾杜氏在这片*土上繁衍生息的历史，所以选择了以旁观者的视角去记叙这一切。
题目后我加了一小句题记，是受到母亲的启发。
母亲说：“你不要去问老人他们有什么故事，这样太直接。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平凡，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写。”
所以我想，大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没有故事的人，但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贯穿在社会、国家的历史大背景下，每个人的人生历程，都折射出这个人所处时代的整个社会的面貌。历史不是个人角度每个人经历的点滴小事，同样也不是社会角度后人总结概括的时代的发展，而是每个人的故事串在一起，拼凑成了整个社会的模样，而社会的根本状况，又影响着每个人的人生。简言之，历史是个体组成的整体，又是整体影响下的个体。
由于杜家人最初的窑工，后来糊口的生计大部分也都是种地与烧窑，哪怕开了西头油坊以后，大部分钱财也还是用来置地，所以将题目定为了《郭家湾土地上的人们》。
文中着重提到的历史事件，按记述的先后来理顺，是郯城大地震、临沂匪患、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闯关东。不难看出，大部分的事情都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而在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的这段时间，整个郭家湾村面临的问题只有两个：穷与匪。
因此，在听爷爷谈起家族历史的时候，我心里始终有着疑问，为什么村里人对列强向中国发起的多次战争几乎没有了解？为什么中华民国与南京临时*府两个*权都没有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记？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每次大型事件或改革都对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与阶级有很大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前，清朝的主要阶级是地主阶级，农民属于被剥削压迫的人群，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其间更迭的*权或为资产阶级、或依旧为地主阶级，加之国难当头，自然会忽略广大农民群众。而中国共产*所代表的阶级正是无产阶级，农民是其坚实的后盾，是其阶级基础。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总说，要感谢毛主席。换到现代，我们或许不能理解当时那些人的心理，但如果回顾当年的历史大背景，答案便自然而然揭晓。
将目光转回到郭家湾的历史故事上，我不得不承认，时代的力量是无法扭转的。任凭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会被时代忽略。
历史注定要被记录，而非湮灭于风尘。
自我评价
本人现为一名高二文科生，性格外向，擅长写作、中国舞与钢琴，为人坦率，不碎语，不善妒。长于抒情，曾以十万字记叙初中生活，并由学校印刷出版；钟情议论，每有时事，常理性分析，层层深入，虽年纪尚小，不忘肩之重任。自升入高中以来始终任班长一职，积极组织并参与学校与班级内的各项活动，并担任主持人。因性情温良，善于倾听，身边同学常视之为知己，凡有心结，必求助倾诉。
之于历史，有自幼萌生之趣。本性非张扬新潮之人，并不追逐刻意的浮华与喧嚣，却倾心于中华古代历史与文化之美。上下五千年，独钟情于先秦之缥缈遗风。曾有幸拜读冯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虽不能领略其真意，但着实惊叹于先秦哲学之精妙。
阅西方记叙中国历史之文字，纵有佳作，然中国人之历史，当中国人自身最为清楚。故此，曾于两年前立志，愿有一日以英文叙华夏之历史，纵然任重道远，亦甘之如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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