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有一部珍贵的清代稿本文献——存藏于浙江图书馆的《随园诗稿》，作者是清代第一号风流才子、诗人、高端吃货、*故事作家——袁枚。袁枚一生著作宏富，诗文集被大量印刻，存世版本种类极多。但是他的手稿，特别是手书诗稿留下来的却很少。那么，这部诗稿具有怎样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何以入选宋元珍本云集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呢？请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郑小悠博士为您出文入史，讲述袁枚和他的《随园诗稿》。
浙江图书馆藏《随园诗稿》，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一其人与笔两风流清代第一号风流才子、诗人、高端吃货、*故事作家——袁枚
说到袁枚这个名字，想必很多人都有所耳闻，他是清代中叶著名的风流才子，著作等身的诗人、散文家。然而真正说到其人其文的特点风格，除了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专业人士，一般大众恐怕也很难有系统的认识。那么，对于这个蜚声海内、誉谤交加人物，我们要从何谈起呢？我想，可以从公众认知度很高的一些文化常识说开去。毕竟，大众日常生活中很多名言警句，都出自他的笔下，只是读者未必留心。
譬如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写作文时常说的“文似看山不喜平”，就出自他的《随园诗话》。
另外一句更常用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是化用他《随园诗话》中的一句：“人能吸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
坊间劝人不要太在意金钱，常说钱这种东西是“生时招不来，死时带不去”，是他一首五言绝句《钱》中的原话。
赞美一个人能在平凡的职位上做出突出贡献，多用“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源自他另一首绝句《苔》。
至于那句描摹广大男性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夜读书。”虽然不是出自他手，却是他的得意女弟子席佩兰写来送给他祝寿的。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扇面（清）喻唐《红袖添香夜读书图》
毋庸多引，单通过这几句妇孺皆知的诗文句，就大致可以看出袁枚这个人的文风和性格。性情中人，风流自诩，援翰写心，没有过多的雕琢和用典，比喻精辟，但在方家看来似乎过于浅显。事实上，在袁枚生活的清朝乾嘉时代，对学问的追求是比较严肃的，所谓乾嘉学术，是崇尚严谨考据的，那么袁枚诗文的这种审美旨趣能够和当时的文化主流合拍吗？当时士大夫和此后的学者又是怎么评价他的呢？
首先来看赵翼的说法。赵翼是乾嘉三大史学家之一，也和袁枚一样，是乾嘉性灵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
赵翼，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诗人。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
赵翼和袁枚有过很深的交往，并应袁枚之邀为他的《小仓山房诗集》作序。序诗曰：
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
做宦不曾逾十载，及身早自定千秋。
群儿漫撼蚍蜉树，此老能翻鹦鹉洲。
相对不能惭饭颗，杜陵诗句只牢愁。
意思是说，袁枚无论为人还是文笔，都风流绝代，虽然做官的时间不长，但一生交游红粉、遍览青山，人生光彩绚烂。他就是当代祢衡、李、杜，针对他的一切非议声音都是蚍蜉撼树，无法动摇他在文坛的地位。因为共同倡导诗歌要书写“性灵”，反对泥古不化，赵翼在诗学旨趣上是很支持袁枚的，从这首诗序上就可以看得出。
但是，在为人方面，身为史学家的赵翼显然又比袁枚更正统一些，对袁枚风流无忌的个人生活，身虽在野而好攀结权贵的做法很看不过去，曾半开玩笑但又用词严厉地批评袁枚：
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
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
凡在罗陈，皆无虚假。
虽曰风流班首，实为名教罪人。
这个定性在“名教时代”，已经非常严重了。
除了赵翼之外，我们再看看稍晚时候两位诗人对他的评价。一个是洪亮吉，也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号称中国的马尔萨斯。
洪亮吉，清代经学家、文学家
他对袁枚诗歌的评价就不太高，大概可以归于赵翼所谓的“漫撼蚍蜉树”一类。他说：“袁大令枚诗，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意思是说，袁枚的诗过于讨巧，不够笃实深刻。
但是另一位乾嘉诗人舒位对袁枚的评价就非常之高，他编写过一部《乾嘉诗坛点将录》，将乾嘉时代主要诗人按照《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排座次的方式排列起来。在这部《点将录》中，舒位把袁枚排在了宋江那个位置，也就是第一位。称其：“及时雨袁简斋，非仙非佛，笔札唇舌，其雨及时，不择地而施，或膏泽之沾溉，或滂沱而怨谘。”
舒位，清代诗人、戏曲家
时至晚清近代，国势日衰，有识之士欲挽狂澜于即倒，反映在诗坛上，即是更强调“诗言志”的载道观，标榜诗歌的社会功能，反对风花雪月的审美情趣。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即将袁枚及其性灵派作为靶子痛批，称：“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执信）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赵当为赵翼，非执信）相对而言，以言辞激烈著称的鲁迅对袁枚的评价倒稍微宽容一些，虽直称其为“有骨气者不屑为”的帮闲文人，却肯定其“帮闲”的本事高超，称：
鲁迅：
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
鲁迅
到了现当代，袁枚和他的诗文成为古代文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且已基本脱离了意识形态上的批评，而进入纯粹的文学鉴赏和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如著名学者、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蒋寅在《袁枚性灵诗学的解构倾向》一文中总结道：
蒋寅《袁枚性灵诗学的解构倾向》
袁枚诗学鉴于传统诗学的困境，选择以天才论为突破口，将传统的客观性问题断然转化为一个主观性问题，或者说将外在的技术要求内化为才性问题。一方面以“性灵”概念涵摄诸多与自我表现相关的理论命题，使之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一方面又颠覆传统诗学的所有规范和经典序列，使诗歌写作成为自由的活动，同时取消其贵族品格，极大地激励了社会各阶层的写作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袁枚诗学可视为一种解构的诗学。
诗歌发展到清代，题材、格律、典故的使用已经非常标准化了，如果一味因袭这些外在技术层面的要求，就很难摆脱古人的影响，写出反应当下人生活和情感的文字。于是乎，以袁枚为领袖的性灵派诗人，特别强调诗歌创作的主观要求，就是诗人必须具备真情、个性、才华这三个条件，但对诗歌的题材、教化作用、音韵格律、典故意象的要求放得很松，尽量减少技术层面对诗人的束缚。在蒋寅看来，这是传统诗风的一个极大改变，是有重大意义的。
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寅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乾嘉年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诗派叫“肌理派”，代表人物是一位大学问家，四库提要的纂修者之一——翁方纲。如果按照现代高等院校中文系内部的学科分类，那么翁方纲可称古典文献专业的博士，而袁枚则是文学专业的典型代表。翁方纲倡导的肌理派诗歌，要求写诗应该像修四库提要一样，考证章法、句法、字法，爬梳十三经、廿二史、金石文献，把学问之道融入到诗歌写作中。对于翁方纲这样的作诗法，袁枚是极其不屑的，写诗嘲讽他“天涯有客好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责备其没有灵气，不知作诗的真谛。
综合以上这些评价，我们大致可以为袁枚这个人勾勒出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天才型的风流才子，诗歌是他自由表达思想、挥洒才性的舞台，但相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显得过于放纵性情而遭到轻佻散漫的讥诮。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主人，杭州钱塘县人。他生于康熙五十五年，逝*庆二年，享年81岁，经历了清代所谓康乾盛世的多一半时间，算得上一位“盛世人瑞”。他一生除了短期在桂林、北京、西安游幕、任官外，绝大多数时间都活跃在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南京、苏州两座城市。
袁枚是以一个非常耀眼的天才少年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一首自述生平的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子才子，颀而长。
梦束笔万枝，桴浮过大江，从此文思日汪洋。
十二举茂才，二十试明光，廿三登乡荐，廿四贡玉堂。
尔时意气凌八表，海水未许人窥量。
自期必管乐，致主必尧汤。
“举茂才”，就是进学，获得了秀才身份。看过《儒林外史》的人都是知道，范进举茂才已经五十四岁，那还是在科举竞争程度一般的广东。而袁枚生活在文化最发达，科举竞争最激烈的杭州府，本人家境只是勉强小康，没有机会受到官宦子弟那样优质的教育，幼年阶段的文化启蒙主要来自母亲和姑母。在这种情况下，“十二举茂才”，可说得上是一个神童了。这件事令袁枚得意一生，并特意给自己刻了一枚印章，叫做“十二岁举秀才”，这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袁枚手稿，首页上就钤有这枚印章。
袁枚“十二岁举秀才”印
“二十试明光”，这更是一件令他特别得意的事情。是讲他在二十岁时，受到广西巡抚金珙推荐，参加了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博学鸿词科作为特科，在清朝只举办过两次，一次是在康熙年间，为清廷搜罗了大批有名望的明代遗老，构建*权合法性。另一次就是乾隆元年这一次。当时，被推荐来北京参加考试的都是朝野最有名望的宿儒，共一百九十三人，年仅二十岁的袁枚在这里面年龄最小，而且小得离谱。所以，当他到保和殿参加考试时，被很多王公大臣团团围住，争看少年才子。这当然是一件比十二岁举秀才更令人得意的事。不过，大约因为资历太浅，这次博学鸿词科他并没有考中。但因为参加考试本身已经让他在京城官场名声大噪，所以借此机会，他在北京结识了很多高官名流，并在朋友的帮助下捐了国子监生身份，从而有机会参加两年以后的顺天府乡试。
在这次乡试中，袁枚考中了举人，故有所谓“廿三登乡荐”，半年后连捷，高中乾隆四年二甲第五名进士，并且被选为了翰林院庶吉士，是为“廿四贡玉堂”。
乾隆四年殿试金榜，第二甲第五名袁枚赫然在列
到此为止，他的人生达到了明清时期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于是他又给自己刻了个印：“己未翰林”。此时，在科举中一片坦途的他，未来的仕途前程也风光无限。明清时期，向来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读书人能够以翰林起家，就有了当到一、二品高官，甚至首辅大臣的指望。一句“自期必管乐，致主必尧汤”，宰相之志跃然纸上。
袁枚“己未翰林”印
不过事与愿违，袁枚的仕途并没有他憧憬的那样顺遂。在翰林院做庶吉士这三年，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同事风花雪月，饮酒唱和，将读书做学问的事抛到九霄云外。等散馆考试的时间一到，诗赋时文尚足以应付，满文翻译却是两眼一抹黑。以致于考试成绩被列入末等，外放江苏溧阳知县。
在今天人看来，当个县太爷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实权在握。但在袁枚所处的时代，事情并非如此。以翰林之清贵放去当知县，升迁机会大减，获罪可能骤增，无异于流放。是以南下途中，袁枚心态颓废，诗句多是“三年春梦玉堂空”“生本粗才甘外吏”“玉颜如此竟泥中”之类。
不过，袁枚的家族一直以做师爷为生，在家学的作用下，袁枚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对民间疾苦还是颇为关心，也具备很强的吏干之才。担任知县后，就表现出非凡的行*能力。袁枚在江苏的溧阳、江浦、沭阳做了几任知县，口碑上佳，被百姓称为“循吏”，更得到父亲的肯定。这让他对知县这个工作的抵触情绪小了不少，在离开溧阳县时因为享受到溧阳父老夹道欢送的待遇，还百感交集地赋诗曰：
任延才学种甘棠，不料民情如许长。
一路壶浆擎父老，万家儿女绣衣裳。
早知花县此间乐，何必玉堂天上望。
更喜双亲同出境，白头含笑说儿强。
由于工作做得出色，袁枚被当时的两江总督，也是他在翰林院时候的老师尹继善，调到了两江首府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去做知县。在现代人看来，在大城市当官，不是更好吗？但在当时又不是这样。清朝有一句俗话，叫“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做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就是说一个人这辈子在省城当了知县，上辈子肯定是干了很多坏事，恶贯满盈。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省城高官如云，知县作为最基层的官，每天要不断应酬上司，毫无自尊可言。另一个原因是省城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税收要求也高，大小案件纠纷更多，知县很容易因为一点小错就触犯条例，想平平安安做满一任都很困难。这两个问题在袁枚身上反映得淋漓尽致。首先是第一点，就让袁枚这个心高气傲的书生很是难挨，写诗诉苦：“书衔笔惯字难小，学跪膝忙时有声。晚脱皂衣归邸舍，玉堂回首不胜情。”想自己堂堂一个翰林，每天跪此揖彼，实在不堪。更令他气恼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做了七年知县，好不容易得到恩师尹继善的推荐，升为高邮知州，却被吏部驳回。理由是江宁县乾隆十年的税收额没有完成，袁枚作为知县因此受到了处分，处分解除之前不能升迁。问题是，江宁县的亏空是前任遗留给袁枚的，却成为了阻碍他升迁的理由。这一年袁枚三十三岁，为官九年，仍然停留在七品知县的位置上。而和他同榜的状元庄有恭，却从翰林院一路高升，在此前一年已经升为二品的侍郎，并且即将到袁枚所在的江苏省担任巡抚，这样的落差令袁枚无法接受。这一年，袁枚辞职了，整个江苏官场都在为他可惜，但他自己却毅然道：“三十休官人道早，五十出梦我嫌迟”。从此以后，他决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袁枚辞职之后，在现在南京师范大学老校区的位置建造随园，大加经营。此后除了短暂出仕过几个月外，大多数时间都过着中隐于市的悠闲生活。他纵横游历，遍览东南大好河山；收藏文物，集聚了很多古籍字画；采访掌故，写了一部著名的神怪题材的笔记小说《子不语》。饱尝美食，把对饮馔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总结一部吃货大全——《随园食单》。
晚年的袁枚广收弟子，其中包括不少女弟子，这好像是他一个标志性的特点。文人招揽女弟子之风始于明代，到清代风气渐盛，但多是招一二女子为弟子。到袁枚所在的乾隆年间，文人招女弟子已有多至十余人者，但若论人数之多，名气之大，成就之斐然，随园女弟子可称其最。据学者统计，向袁枚请业诗歌的女子大约有四十多人，主要生活在江南地区，特别是杭州、苏州两座城市。
女弟子随园请业图
随园女弟子中既有上流社会的闺秀，也有中小知识分子家庭的妻女，甚至还有贫寒之家的好学女子。袁枚最得意的女弟子是苏州才女席佩兰，她和丈夫翰林孙原湘同为随园弟子。袁枚第一次看到席佩兰的诗，就感慨其“诗才清妙”，怀疑是孙原湘代作。然而当袁枚到孙家做客，见到席佩兰挥毫立就的大作时，不禁击节叫好，赞叹席佩兰的诗才远在丈夫孙原湘之上，引为性灵派的知己。他为席佩兰的诗集做序称：
字字出于性灵，不拾古人牙慧，而能天机清妙，音节琮琤。似此诗才，不独闺中罕有其俪，其佳处总在先有作意，而后有诗，今之号称诗家者愧矣。
因为袁枚在文人圈的名气太大，其时许多达官显贵家族，都以让他来为自己的父祖写碑传墓志为荣。他的《小苍山房诗文集》，几乎就是一部康雍乾断代史，当时重要大臣的传记几乎都出自他手，朝廷重臣都以和他结交唱和为荣。他的乡试房师邓时敏曾经感慨，别人做考官录取了学生数百，而我只有两个学生，一文一武，就足以睥睨天下了。邓时敏所说的一文，就是袁枚；一武，是乾隆中后期的第一重臣，平定*、金川、缅甸的主将阿桂。可见袁枚虽然早已远离仕途，但其朝野人士心目中的实际地位。此处多说一句，这位录取了一文一武的邓老师，是四川广安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祖先。不但是自家老师，其他朝野之士也多有将袁枚、阿桂并提者。如江南名士钱维乔曾给袁枚写信，信中说：“夫相公（阿桂）固当代钧轴中第一流人，而足下亦领袖风雅、负海内盛名者也。古人谓得一知己可以不恨，仆何修？而得之于两公哉！”在钱维乔看来，作为一个官僚士大夫，如果从*的业绩能得到阿桂的肯定，诗文才华能得到袁枚的赏识，真是莫大的荣耀。而袁枚能以一在野之身而与首辅比肩，何其难得。至于赵翼初见袁枚文字，即赞其：“八扇天门詄荡开，行间字字走风雷。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来。”赵翼探花及第，才兼文史，是乾隆中前期*机处第一“笔杆子”，亦自认八斗之才不过分其一斗，坐实了袁枚文坛大宗主的地位。
袁枚的乡试同年，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
浙江图书馆藏《随园诗稿》封面及外签，题为《随园书诗稿》
内签题为《简斋诗册》
这部手稿共收入袁枚诗作十五题四十首，包括七律十二首、七绝十八首、古诗九首、五律一首。卷尾有袁枚自跋。全书钤印十三枚，其中袁枚自钤九枚，藏印四枚。
关于这部手稿的产生缘起，袁枚在卷尾的跋文中有清晰的介绍。其跋曰：
七月二十七日，子才病痁，至十月始痊。命婢子扶出书斋，展视笔砚，如有重访故人之感。适似村公子琅函远来，命书诗册，册厚如梵夹。累之者甫除，而役之者即至，窃自笑也。且书中并有叉脚并手之诫。时不肉食三月矣！严家饿隶，厌厌无生气。求为田舍翁，安可得哉！呵呵！随园主人袁枚呈本。浙江图书馆藏《随园诗稿》后跋
从跋文中可以看出，这部手稿成于袁枚大病初愈之后，是应似村公子之邀，完成的一部“诗册”。于是乎，针对这段跋文，我们需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这部手稿写于哪一年，这一年的袁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第二，什么叫“诗册”，赠人“诗册”在当时是何种意味的举动呢？第三，似村公子是什么人物，他何以有这样大的面子，“命”袁枚在大病初愈之际就为他书写诗册？显然，弄清楚这三个问题，对解读手稿内所录诗文的意义，体会袁枚选诗的旨趣和心态，以及确定这部手稿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具有基础性作用。
关于这部手稿写作的时间，大致可以通过两个信息判断。首先，手稿成书时间当不早于稿内所录诗稿的写作时间。从袁枚诗集的记载来看（《小仓山房诗集》内诗的排列顺序以年为次，故能大致判断诗歌写作的时间），手稿所录诗歌最晚写于乾隆二十一年，可知手稿当成于二十一年以后。而根据“病痁”这以一信息，可以大致认定手稿的成书时间为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十月。这一年他写有《病中作》《病起对月》二诗，《病中作》的小序写道：
余病中每梦得奇句，醒辄忘之。今年痁作热甚，似有霞帔者持纸求诗，余书“万树接天风扫海，一人手结虹霓带”云云。其结句云“瑶妃浴罢天河窄”。热退仅忆此三句，似非人间语，为足成之。而《病起对月》一诗则有句云：
才卸藤床出户前，举家惊瘦老亲怜。
无秋不病中年后，有酒重歌碧月天。
……
痁病即是疟疾，在当时已经算是重病，且有性命之虞。袁枚时年四十三岁，人到中年，且在三年前彻底告别宦途，定居南京随园。大病初愈，正在百感交集的时候，所以手稿中所选的十五题诗作，多选悼亡、送别、感怀、寓言的题材，整体风格怅然若有所失。
所谓“诗册”，就是记录写作者诗文的册子。向名士、朋友赠送或是索要诗册，是清代文人之间社交的重要方式，类似于现代学者之间赠送或索要对方的论文集。诗册多由作者手书，录入的诗有多有少，以近作为主，亦及远年佳作。袁枚在跋文中提到，似村公子为了向其索要诗作，特地送来一个册子，令他在册上书写。册子“厚如梵夹”，可见其索诗之多，过于寻常。
袁枚作为当时的文坛宗主，向他索要诗册的人很多，且不乏高官显贵。一些收藏者后来家道中落，便将袁枚的诗册拿到市面上卖钱。袁枚晚年到江苏巡抚奇丰额家做客，奇巡抚拿出一部袁枚三十年前送给友人的诗册，即是奇公子从京城小市上购得。不过，现在传世的袁枚诗册并不多见，恐多毁于太平天国等历次战火。除浙图所藏的这部外，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亦收藏袁枚手书诗册一部，题名为《随园主人呈雅雨公诗册》，共二十七叶，录诗十七题。前有小序一节，曰：
抱孙先生再领两淮转运之任，枚江左末吏，靡由识荆。门人王梅坡来自扬州，道先生问枚甚悉，并诵其壁间题句。枚窃喜自负，恭赋五言四章，渡江求教。知己之感，情见字词。与浙图所藏的诗册不同，这部诗册并非别人索要，而是袁枚主动呈送的，呈送对象是驻在扬州的两淮转运使卢雅雨（名见曾，字抱孙，雅雨其号也）。比较两序的口气，可知诗册赠送对象的身份判然有别。卢见曾是袁枚居住省份的高级官员，且只闻其名，并无旧交。是以序文用词非常谦恭客套，诗册内所录诗作，也多系写景、咏物、咏史之作，遣词用典较为庄重，感情色彩不甚浓厚。
国家图书馆藏袁枚赠卢见曾诗稿
与卢见曾相比，那位似村公子与袁枚的私人关系显然要近得多。序中所谓“叉脚并手之诫”，是交代袁枚字迹要工整一些，不可龙飞凤舞。仅此一点，足见二人之亲密无间。
似村公子名庆兰，字似村，号长白浩歌子，满洲镶*旗人，姓章佳氏，是乾隆中期大学士、*机大臣尹继善的第六子。在上一期《子才果是真才子——袁枚和他的随园诗稿（二）》中，我们已经提到，尹继善是袁枚翰林院庶吉士时期的老师、在江苏担任知县时的本省最高**长官——两江总督。事实上，二人的关系还远不止于此。可以说，尹继善是袁枚一生中最重要知己和保护人，袁枚的发迹成名，和近乎恣肆的风流人生，必须在尹继善及其家族的羽翼下才能实现。
尹继善字元长，号望山，雍正元年进士，是雍、乾时期的名臣，满洲重臣科举化、官僚化的标志性人物，备受当时的汉人士大夫推崇。尹继善从雍正中期起，常年担任地方督抚，有“一督云贵、两任总河、三督川陕，四督两江”之说，尤以坐镇南京，总督两江的时间最久，前后三十余年，民望甚著。袁枚在《文华殿大学士尹文端公神道碑》一文中写到：“民相与，父驯子伏。每闻公来，老幼奔呼相贺。公亦视江南如故乡，渡*河輙心开……不侵官、不矫俗、不畜怨、不通苞苴，严束仆从，所莅肃然。”
苏州五百明贤图中的尹继善画像
尹继善居官，特以识才、爱才著称，且不计小节，唯才是举。袁枚和他的机缘，正是由一个恃才放诞之举开始的。乾隆四年，袁枚考中二甲第五名进士，但如果想进入翰林院，还要通过一次名为“朝考”的入院考试。朝考的考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出杜甫《春宿左省》，体现的是杜甫因为要入朝奏事而激动不安的心情。试题显然是想让考生书写国事、大事，而袁枚不改风流本色，写出一句：“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竟有描摹禁院中男女私情之意。诸考官评价他“语涉不庄”，欲将其置之孙山。唯有尹继善与众人力争，说：“此人肯用心，必少年有才者，尚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倘进呈时，上有驳问，我当独奏。”因为有尹继善的鼎力支持，袁枚得以顺利进入翰林院。而袁枚到江苏担任知县数年后，从川陕移督两江的尹继善又对他一再提携，先调至省城，又奏请将其升任知州，碍于部议才作罢。回忆起这一段经历，袁枚既感激又感慨，曾赋诗云：
忆昔明光宫，赋诗献元后。
李邕骂轻薄，刘蕡几不取。
公时眼如箕，遗珠光独剖。
未几公西巡，痴龙遂不守。
谪向海天炎，荒村少鸡狗。
公命移金陵，衣冠文物薮。
参*非蛮语，仆射如父母。
公余商文章，一月辄八九。
使公常在朝，我岂逐升斗。
我若官长安，随公反不久。
……
诗中将袁枚对尹继善的依附关系描摹的淋漓尽致。事实上，乾隆十四年，袁枚之所以辞官，也与尹继善离任两江总督改调四川有关。可以说，袁枚的宦途荣辱，与尹继善的官场轨迹密不可分。
袁枚辞官后，并没有回到老家杭州，仍以南京为居住地。而此后的尹继善再次总督江南，主*南京十几年。虽然已经一朝一野，没有隶属关系，但袁枚作为外乡人，在南京的生活依然很大程度上仰仗尹继善的庇护，并正式成为其座上清客。在这种情况下，袁枚与尹继善一家的关系显得极为密切，特别是与其年纪较长的诸子都有频繁的唱和交游。而其中关系最亲密的，即是尹继善的六公子庆兰。
庆兰大致出生于乾隆元年前后，比袁枚小二十岁。尹继善家教甚为得法，有子十三人，官至一二品者就有七八人。然而六公子庆兰却是个贾宝玉似的人物，虽然在尹继善诸子中最为聪慧，又擅长作诗，但对科举考试却很不感兴趣，举秀才之后，就再也不肯从事举业。满洲学者铁保曾在《庆似村传》中写到：
《庆似村传》庆似村，名兰，尹望山先生之公子也。家世簪缨，三代俱登宰辅。以似村之才之学，稍有志于功名，取显秩如拾芥。而似村弃之如敝屣，视之如浮云……总角时，随望山公两江总督任，以诗见许袁简斋，数十年诗筒往来无虚日。
庆兰轻功名、纵才性的人生观与袁枚不谋而合。因此，乾隆十九年二月，袁枚到淮安清江浦拜访再督南河的尹继善，初见庆兰于河督署中后，二人一见倾心，订为忘年之莫逆。同年底，尹继善兼署两江，移驻南京，袁枚、庆兰二人遂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密切往来。袁枚对庆兰的评价很高，曾赞美他：
君家兰玉，各自峥嵘，有三珠五桂之遗风。然而就所见衡之，三郎有迈往不屑之韵，而文举冰凌，时嫌流露。五郎如明珠走盘，阿龙超矣，而幽静未足。若外文明、内柔顺，鱼鱼雅雅，吹气如兰，令相对者有一往情深之意，其惟我似村乎！信中提到的三公子（庆玉，官至湖北布*使）、五公子（庆霖，官至江宁将*）日后都身居高位，但在袁枚眼中，却远没有庆兰与自己更加契合。二人相交最昵时，曾将名字并排刻在一块石料上，作为私章。乾隆三十年，袁枚聘请丹青妙手绘制《随园雅集图》，图中人物包括乾隆前期主盟诗坛的沈德潜、袁枚的性灵派战友蒋士铨、袁枚的得意门生陈熙、庆兰、以及袁枚本人。这幅图并非写实之作，而是由袁枚亲自选定意中挚友，虚构成图。庆兰能居其中，足可见他在袁枚心目中的地位。
《小仓山房诗集》中现存袁枚赠庆兰诗共二十四首，而根据袁枚所说，二人“别二十年，所寄笺素裒然寸许，余羸老也，有来无往，今春始寄达二章”，可知庆兰赠给袁枚的诗篇更多。庆兰病故后，袁枚悲恸不已，遥致悼诗曰：
萧骚风骨有谁同？生就人间张长公。
调鼎两朝门第贵，高吟一世秀才终。
题襟山馆灯频剪，握手*门雪满空。
今日思量可能再？一行衰泪付秋风。
庆兰所著笔记小说《萤窗异草》
既然是世交挚友，袁枚赠与庆兰诗册中所选的诗，无论题材、风格，都与赠给高官卢见曾的大不相同。在这部诗册中，大病初愈的袁枚选入了自己悼亡妾、思情人、寄兄弟、赠同年的诸多佳作，这些悼、怀题材的诗歌，最能寄托他恣肆的性情、表现他挥洒的文采，将一个人、笔两风流的袁子才，淋漓尽致地铺展在密友似村公子面前，而不必有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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