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贡院执事楼旧址
末代状元仕幻录文/孟东岭
15.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补行庚子辛丑乡试，恩、正两科并为一科。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是科举考试中的大考。明清两代规定，参加乡试的考生首先是秀才，也包括贡生、凛生、增生、附生、监生等等；捐监和荫监虽没参加秀才级别的考试，但由于出钱买了生员身份，或是因为先辈的荫庇，也可以参加乡试。乡试采取集体报名办法，要有各县统一报名，由学*开列名单报送主考批准即可参加考试。乡试的考期一般安排在八月，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称“桂榜”；因时值秋季，所以又叫“秋试”、“秋闱”。按照惯例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进行，如遇皇帝大婚、正寿、登基、生子等大喜之年有时会加科，称为“恩科”，意为恩赐之科。乡试一般由各省统一时间安排在省贡院进行。但是，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初，因为没有专用考场，乡试由各省临时搭建考棚或找地方租用。唐玄宗开元24年，科举转由礼部掌管，开始建贡院，那时候的贡院规制较为简单；宋哲宗以后，礼部和各省建贡院；元代考试贡院内已分设“席房”；明代贡院形制已经规范化、制度化；清代沿用明代不变，在府州县设考舍，亦称考栅，京师及各省城则设贡院。直隶省的乡试以往都是在北京的顺天贡院。由于直隶考生和顺天府考生在一起举行，故称之谓“顺天乡试”。因此，“顺天乡试”的考生远远大于其他省的考生。顺天贡院是明清两朝令举子们非常向往的地方，也是当时最大、最尊贵的贡院，除了承办京城一带的乡试，也是全国会试的场所。顺天贡院的南侧有个胡同，是当年乡、会试时非常热闹繁华的“商业街”，来自全国士子们云集在这里，使这条狭窄的小街呈现出一道车水马龙的特别风景，这个胡同叫“鲤鱼胡同”。为啥叫“鲤鱼胡同”呢？据传，某年的一次会试，一位来自河南籍的考生因家里贫穷，无钱乘车马，仅凭两条腿步行进京赶考。尽管日夜兼程，还是来晚了，胡同和周边到处人满为患，贡院附近一位善良的老人收留了他。科举前三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一道闪电，一声炸雷，但见云端蹿出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鲤鱼，落在那位河南考生脚下。待他弯腰去捉鲤鱼时，鲤鱼随着雷声一跃腾空而起，朝贡院考场飞去。考生觉得蹊跷，对老人述说此事，老人说：“好事哦！这是鲤鱼跳龙门啊！”考毕，放榜，河南考生果然高中。这位考生很有良心，发榜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望帮助他的那位老人，后来还给老人立了一个大牌坊。“鲤鱼胡同”因此得名。这个小胡同自此声名大起，每当会试，各地举子都集聚鲤鱼胡同，来讨个好彩头。顺天贡院被八国联*焚毁，“顺天乡试”在北京无处安排，直隶省周边也只有河南贡院规模大。此外，开封地理位置居国家中部、交通的便利、文化教育的相对发达、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诸多因素。朝廷考虑再三，还是将“顺天乡试”定在了开封河南贡院。河南贡院历经几个朝代的建设，多次迁移，几经磨难，反复修缮，所以保存完好。明清时期，除京师外，各省省城均建有贡院，清末，除北京的顺天贡院外，还有十六座贡院建在各省省城。河南贡院就其规模而言，在全国贡院中名列前茅。起初，朝廷欲将顺天乡试和河南乡试的考生安排在一起，但因这两个都是考生众多的省份，河南贡院号舍难以容纳。于是决定河南乡试给顺天乡试让路，顺天乡试如期于八月间举行，河南乡试则展期到十月。河南省的乡试也就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乡试，甲辰科会试成为最后一次会试，河南贡院成为中国会试的结束地。在科举时代应试者一般被称为“赶考”。这样称谓含义有两个，一个是考试要接二连三的进行，紧锣密鼓，一级一级的往上考，没有喘息机会；再就是因为路程远，有些举子要从很远的偏僻地方赶到贡院，在那个交通落后的世代，有些举子要考两条腿步行，路途奔波，其辛劳程度可想而知。到明清时期，乡试“赶考”者如果考中则由官府报销一定的费用；如果没有得中则费用完全自理。刘春霖兄弟从千里之外赶赴开封，一路有车乘车，无车步行，历尽艰辛。几经周折，他们如期赶到开封，在贡院附近找驿馆住下。皇帝亲派正副考官主持乡试。在明清时期，对乡试考官有一定的要求：必须从各部官员和翰林中选派；必须是进士出身；必须品级比学*高；必须回避原籍省份。每届考试各省派正副主考各一人，为临时性差派，谓之“考差”，这与学*须一任三年略有不同。乡试中各省行*长官为监考官，时称“监临”。另外，从省内进士出身而非本省籍贯的知县、知州中临时抽调一二十名为同考官，即阅卷官，时称“房官”。此外还有大批事务官员，如受卷、誊录、巡查等，其规模远比秀才考试要庞大而繁杂的多。初六日考官们入闱，先举行入帘上马宴，凡内外帘官都要赴宴。宴毕，内帘官进入后堂内帘之处所，监试官封门，内外帘官不相往来，内帘官除批阅试卷外不能与闻他事。乡试要考三场，每场考三日，三场都需要提前一天进入考场，即初八，初十、十四日进场，考试后一日出场，每场都要在考舍住三天三夜，因为中间还有两次换场，实际在考舍里要九天九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考生进入贡院要经过几道门严格检查。最后一道门称之为“龙门”，这道门的检查更为严格，如果在此查出作弊或者违禁品，则连带前两道门的卫兵都要被治罪。违禁考生则永远不许再参加科考，并割除以前所有功名，一辈子也不许做官，还要五花大绑在贡院前示众。在“龙门”前，考生排队依次接受异常严格的检查，为防止考生在食物中夹带小抄，进场时卫兵除了搜身检查，还要将头发散开，将干粮切成一寸多得方块。还要开襟、解怀、赤足、解发等等一阵折腾，兵丁们还吆喝辱骂，类似对待违法的囚犯，考生丝毫没有一点尊严。刘春霖无限感慨地对刘春堂说：“看来这贡院也并非斯文之地，未登青云路，先进枉死城哦。”刘春堂苦笑一声说：“蝉变前的煎熬，不脱层皮怎么能破茧而出，受着吧。”考舍南北成排，巷口门头上书编号，备置好油灯、水缸，以供考生夜行及饮水用。考试期间食宿自备。考生要背负行李、笔墨、食品，有些考生还要带上保温的茶壶，因为考场一般都没热水，三天不喝热水有些人受不了。考舍左右两壁砖墙离地面一二尺高处，上下分别砌出两道托，以便在上面放置木板。白天考试上层木板代替课桌，下层木板代替板凳，晚上睡觉两层木板并入一起，便又是一张床。这样简陋的设计非常节约空间和时间，但却苦了考生，由于号舍长度不过一米三左右，一般都伸不开腿。开考前，每名考生按顺序号码分配贡院内一间独立的“号舍”。开考时，考生提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笔墨纸砚以及饮食等各种考试用品，经检查后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闭落锁。考试期间考生吃住就在这个矮小简陋的号舍里。每排号舍顶头有一间茅厕，凡是去厕所的考生要事先报告，但是不许说话，用牌子来表示。牌子两面各书写“入静”、“出恭”二字。乡试在中秋季节，天气还很热，这个小小的号舍里，闷热难耐，蚊虫叮咬，甚至有时耗子、蛇蝎出动。或因中暑、或因心力衰竭、或因精神高度紧张等等，有些考生难以消受，时常有考生死在号舍。社会上有种说法，考生如果平常作恶、不孝者，此时便有*、*蛇出来，这出更加重了考生的进账情绪，有些考生到晚上吓得睡不着觉。光绪28年,乡试、会试、殿试科考均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此科首场考试中国*治史事论；二场试各国*治艺学策，三场试四书义、五经义。试题为：1、越王勾践之谋生聚秦商鞅之崇告讦皆急于国强败坏风俗论；2、秦并天下幤为二等*金为上幤钱为下幤而银不为幤论；3、汉文帝遗匈奴书言和亲之后汉过不先论；4、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论；5、王安石青苗钱法误会周礼论。举子们考卷当场弥封，三场考卷完毕后开始阅卷。阅卷由房官开始，房官择优加批后再呈送给主考官员。主考官再排出名次，决定录取人。九月十三日正式放榜，刘春霖、刘春堂同时考中举人。每次乡试各省取录的名额不一，礼部按各地人口和文风而分配给一定的比例。乡试第一名称“解元”，举进士者，均由地方解送入京，“解元”含有为“解送朝廷”之意。乡试发的榜称“乙榜”，又称“桂榜”；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举人原指被省府推举之人，是历代对各地乡贡入京应试者的通称。明、清两代，则是乡试考中者的专称，所以，只有达到这一级别的考生才称之为“举子”。作为一种出身资格，中了举人叫“发解”、“发达”，简称“发”，俗称为“老爷”，雅称则为孝廉。读书人成了举人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明清时期，一旦中举就具有永远会试的资格，以至于考取进士。明清的举人还有一个不同於以前朝代的地方，那就是可以自此进入仕途。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里所描写的范进，进学后仍然贫穷，被人们看不起；一旦中举，亲戚邻里都去奉承他，连张乡绅也去攀世交、送银送屋，就因为举人不仅取得赴会试的资格，而且也算打开了通向官府之门。举人一级，可以说是科举入仕的一道鸿沟，越过了这道鸿沟，则是鲤鱼跳过了龙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山重水复的层层考试，无人在意的“酸腐秀才”，转瞬间变的风光无限，富丽堂皇的“举人老爷”。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时代，中举之后带来的天壤之别、中举之后带来的巨大变化着实令人羡慕和神往。举人这一级别的考试，就好比是进入了庶民和官僚阶层的分水岭，中举之后的地位是秀才所望尘莫及的。一般秀才不能作官，通常只能教书或成为乡村知识分子，所以人们往往叫“穷秀才”。中了举人之后就有了当官的资格，算是进入了官僚阶层。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有中了举人才有参加会试的资格，才能有中进士的机会。会试一次不中，还可以请求朝廷担任教职、做学*官员；会试三次不中，可以参加“大挑”，候选知县。所谓大挑，就是由吏部官员或总督、学*面试，不需再笔试，主要是看相貌，一般多取体貌丰伟，年富力强者；其次是看口才，多取言语清楚、应对敏捷、熟悉吏治者。挑上的人，常常发往急需用人的地方，例如地方救灾或治河工程，以候补知县试用。中了举人，即使不去做官，在家也算是乡绅，交结官府，包揽词讼，属于乡里颇具势力之人。前几年刘春霖哥俩双中秀才，而今又双中举人，这在肃宁县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北石宝村民自发的为此举行庆祝；刘氏家族、村里的邻舍朋友、周围村子的族亲等等很多人接踵而来，纷纷掏红包凑份子；刘魁书在家里置办了酒席；肃宁县的礼房也送来了贺礼和鎏金大扁，知县率县乡官绅亲到北石宝道贺。刘春霖荣幸之中也感到一丝酸楚，他不由得想起《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范进为考取功名，弄的自己痴呆愚钝，一心只想科考，只精心钻研八股，对任何事物别无兴趣，穷一生的精力于科举考试，虽屡遭挫败，仍情有独钟，寄望甚深，直到五十四岁才中秀才；后来他打算去应乡试，却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天鹅肉’来！……这些中举老爷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胡屠户和邻居都叫他死心。但他宁可让家人挨饿，在“家里没有米饭”，老母亲“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也还要再去应考；而当范进确定自己“中举”后，却欢喜得疯了。当范进疯了，众人要胡屠户给范进一巴掌，让范进把痰吐出来，就会清醒时，胡屠户却又说：“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真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刘春霖想，吴敬梓揭示当时社会的世俗和学子的悲哀，不正是现实版的一种再现吗。这世态炎凉，在故里也体现的淋漓尽致。人世间常见锦上添花的，却难有雪中送炭的，刘春霖想起在孩童时代、在中举之前，很多人生怕沾上他的穷，都避而远之；中举之后，本不相识的一些官绅，却也来邀请他们参加一些饮酒聚会；主动邀请参与一些官府活动；有些财主，主动找上门来拉亲认故，出手阔卓；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来攀亲认族。刘春霖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从此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他和哥哥都可以拿到朝廷的一定俸禄，他们也为乡里做些与官府沟通之事收取一些报酬，很多人富贾财东也给与无偿援助。刘魁书这时已经年过六旬，退职在家，便在家里置办了土地，有了买卖，生活开始富足起来。刘春霖中举之后，正赶上肃宁县丞因为贪污水利工程款被革职查办，县丞一职空缺。县丞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一职。但现在的副县长职位很多，而那个时候的副县长也只有一个，属于实权人物，这县丞着实使个肥缺。为了这个缺，很多人跑京城，上省城，到处找靠山、拉关系、送银子，垂涎三尺，梦寐以求。在清代，县丞是知县的佐贰官，是辅佐知县处理行*事务的官员。县丞也并非每个县都设，县丞衙门的建置和衙役设置也因县、因时而变化，县丞的职责亦因县、因时而异，县丞制度和县丞行*权的实施也差异很大。县丞一职，为正八品，亦属于朝廷命官。县丞一般在进士中任命，但也可以在社会中“大挑”。挑选上的，首先要向朝廷缴纳一笔不菲的银子。参加“大挑”的必须是举人出身。那时候刘春霖已经30岁，也算是成家立业、功成名就了。有朋友劝他参加大挑，很多人说愿意为他出银子。有位朋友说：“你如今也算功名在身了，已是而立之年，还是放弃科考，捐了这个官职，俺们也跟着风光风光。”刘春霖说：“哪能科考半途而废，岂不是辜负了父亲的期待和老师的教诲。我平生之志不在温饱，不能为眼前这点小荣耀所迷惑。”他想无非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老了，考不动了，只好放弃；另一个就是会试上榜，殿试夺魁。要说，刘春霖是饱尝了科考的艰辛，他经过了科考的风风雨雨，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他的意志不是没有动摇过，也是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但是，他在每个阶段都会调整好自己，最后还是顽强的奔向一个奋斗目标。他曾经刻有两枚印章：“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居高望岳”，以自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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