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做官指南之一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选》总结
论“唐宋变革”者多认为隋唐仍以门阀贵族至上，至宋为之一变，关键之一即唐代科举取士，促进阶层流动。又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之衰败，认为肇因之一是科举。足见唐代科举之重要性。
不过，科举并非举子们的终点（甚至连读书生涯的终点也不是，如果要参加科目选，那就得继续狠下功夫），只是他们为官生涯的起点。前人多误以为及第后可立即为官，实际上科举及第，举子们只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大部分人要经过吏部的铨选，才能真正做官。科举及第与铨选为官之间，有时间差。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年）论述了举子们通过贡举考试后的铨选过程与内容，考证细密，论述清晰，实为唐代史研究不可多得的佳作。近日读毕，欲总结全书，叙铨选之流程、内容，为日后学习、研究作一基础。
——概念说明——
唐人有两点概念与后世不同，需先行说明。
一是“进士”的概念。举子只要取得参加贡举的资格，便能称“进士”，这与后世不同。通过贡举后，在真正做官前，依所考科目，举子便自称“前进士”“前明经”。甚至出现了部分前进士在以前自己题有“进士某”的前面，加上一个“前”字，以昭示自己进士及第的情况，这就是《唐摭言》所说的“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二是“及第”与“登科”。唐人所谓“及第”，都指中进士、明经等；“登科”，是中科目选（如博学鸿词科、书判拔萃科）和制举，有明确区分。所以，清代徐松所编《登科记考》题目就有混淆的嫌疑。
（《登科记考》内文，贞观七年。本年贡举，秀才二人，进士十三人。应制举登科一人：郑敞。）
——贡举与关试——
当举子取得了贡举资格，就要到京城参加正月举行的贡举考试。唐代，科举与选官区分得很清楚，分属不同机构。贡举考试原来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侍郎主持。
那么贡举考试有什么科目呢？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其中秀才科最为艰难，自高祖武德四年设立，至高宗永徽二年取消，三十年间及第者仅有二十八人。进士和明经后来居上，成为最重要的科目。考试内容笼统来说，明经考默写、经义，进士考默写、诗赋和时务策。
贡举通过后，新及第举子会进行大型宴会，谓“闻喜宴”，由举子们凑钱进行，多在曲江边。“闻喜宴”结束，及第举子向座主谢恩及拜谒丞相后，就会进行关试。
所谓关试，就是礼部将合格举子的名单移交至吏部，吏部所进行的接收考试，内容为假拟诉讼案的两道短小判词（试判两节）。举行时间一般在春天，即放榜后的十天半个月，地点在尚书省都堂，由吏部员外郎主持。
关试虽名为考试，但基本流于形式，甚至有找人代考不参加者、交白卷者、互相抄袭者。近读王丽副教授论文《唐宋试判制度初探》（《文史哲》年第6期），文中谈五代试判制度之混乱，举了《文献通考》所载“科举出身的刘莹等五人试判的判语完全一样，经朝廷调查证实为相互抄袭……朝廷并未深罪舞弊者及相关责任部门，并允许刘莹等再次赴举”，进而得出了“试判考场舞弊之风甚盛，朝廷对舞弊之宽容”的结论。
实际上，刘莹事件更早的史料见于《册府元龟》卷六三三，称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年，“十月，吏部南曹关试今年及第举人，进士李飞等六十九人内，三吏刘莹、李斐、李铣、李道全，明算宋延美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宜令所司落下，其所给春关，仍各追纳，兼放罪许再赴举。”
由此可知，刘莹等人是在科举及第后的关试环节舞弊，《唐宋试判制度初探》所述让人误以为他们是在科举中舞弊。实际上本条材料只能反映出关试环节的混乱，举子对关试不重视，有关部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接下来，《唐宋试判制度初探》又举了一个例子，试图说明“五代试判好坏对官员铨选、任用已没有多大作用”。然而，所据例子实际上讲的是关试。其实，关试一直以来对官员铨选和任用就没有作用，只是例行手续，既不入等第，也不分名次，更与授予及第举子们的品阶毫无关系。
关试之后，也要举行规模巨大的宴会，谓之“关宴”，包括曲江亭宴、曲江泛舟、杏园谈话、寺塔题名，总为曲江大会。当然，也有乐极生悲者，在曲江泛舟时不慎落水溺死。
（今曲江池夜景，图片来自网络）
——守选——
通过关试，举子们领取“春关”，正式取得了散官衔，即官资，那是否就能马上做官了呢？实际上，绝大多数举子都不能马上做官，要守选，就是在家守候吏部的铨选期限，根本原因是为了缓和官缺而选人多的矛盾。不过，以往许多研究对守选之事多有误解。前几日翻看台湾三民书局《新译韩昌黎文集》，说唐代举子及第后不能马上做官，要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才能做官。这就把贡举、守选、科目选混作一谈了。实际上韩愈参加贡举及第后必须守选，为了跳出守选也为了有更好的仕途，韩愈选择参加博学鸿词科，登科后则立即授官。
（韩愈，图片来自网络）
不同的科目、等第的守选时间不同。一般来说，进士及第守选三年，明经先到吏部当差两次，各四十五天，然后再由吏部定守选年限。后来，明经不再当差，直接守选七年。另外，明经优异者会到国子监，当拿工资的研究生，若学习三年后考试合格，就能做官。另有童子科，守选的时间就更长了，保守估计也在十一年。不过，根据对唐代墓志进行考察，也有人认为在盛唐时期守选时间仍在不断发生变化。此外，也有人及第后不守选，这都是特例。比如当上驸马，成了驸马都尉。由于驸马都尉是从五品下阶，不由吏部授官，故而不必守选。
守选，等于给举子们放了长假。举子们守选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呢？除了备考后文所述的科目选，大部分人会到各处旅游，比如王昌龄极有可能就是在守选期间到边塞，写下了诸多边塞诗，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守选期间更会发生一些风流韵事。比如元稹《莺莺传》里的张生，其实就是元稹本人。元稹贞元九年明经及第，十八年才以平判登科，中间十年就是守选期。在此期间，元稹漫游至河中府，与崔莺莺相识。蒋防《霍小玉传》中所说的李益和霍小玉的故事，也发生在李益进士及第后守选期间。
——循资格——
举子守选结束，经过铨选，终于做上了小官，那是不是就会一路做官而上呢？也不是。由于人多官少，每年一到铨选期，各地任期已到的官员疯狂拥挤于京师。开元十八年（），时任宰相的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制定了“循资格”。此事在裴光庭墓志中亦有记载：“厘正铨衡。杜二门之差，立划一之法”。“循资格”规定六品以下官员任满后，要守选若干年才能参加吏部的铨选，也就是说分期分批地来京城，分期分批轮流做官。官阶高者守选年数少，官阶低者守选年数多，比如畿县县令守选三年，不问贤愚。
“循资格”并非裴光庭发明，早在北魏就有类似的铨选制“停年格”。有人因为“循资格”过于死板，不问贤愚，就将其视作失才之制，甚至认为这是考课制度，未免失之公允了。其实，在“循资格”之前，每年数万名候选人蜂拥进京，受贿现象屡见不鲜，更难以选贤。当然，六品以下的官员里，常参官、供奉官等并不守选，为官优异者可以减选，考课不佳者也会被加选。
（裴光庭墓志拓片，据赵振华《唐裴光庭墓志与武氏墓志研究》）
——科目选——
那么，难道举子们通过贡举、关试后，只能依照“循资格”，等个三年乃至七年十年，才能做官吗？做官后为了升迁，又要再等上几年吗？那也不完全是，有一些办法可以跳出守选制度。最常见的是参加吏部主持的科目选。
科目选设置于开元十八年，每年正月或二月举行，是为弥补“循资格”而设置，让有能力、才华的人早一点脱颖而出。就科目内容来说，主要是博学鸿词科和书判拔萃科，其他还有平判科、三礼科、三传科、三史科，仅限有出身的人和已经卸任，在守选的前资官，平民和现任官不能参加。
博学鸿词科考诗、赋、论各一篇，故而有用“三篇”代指博学鸿词科。简单来看，博学鸿词科与进士科的内容，较为相似，但前者要求更高。大中九年发生了泄露考题案，举报者就认为温庭筠做了枪手。书判拔萃科的考试内容则为试三条判词，白居易即以此登科。这两科基本每科每次只录取三人，录取形势严峻，故而又增加了平判科，元稹即以平判科登科。各科第一名叫“敕头”。张又新连中京兆府解头、进士状头、博学鸿词敕头，堪比后世“连中三元”。
既然由吏部主持，那么吏部录取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那也不是，因为最终的裁断权在中书省。比如韩愈、李商隐，在博学鸿词科考试中已被吏部录取，最终却被中书省驳回。
一旦中书省通过审核，吏部将对登科者立即授官，多为校书郎、正字和畿县县尉。这些都是清要之官，博得名声，被人举荐为拾遗、监察御史等敕授官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制举——
科目选之外，还有一种没那么常见的办法：制举。
《新唐书》称“天子自诏者曰制举”，即天子下诏举行，考试科目称制科，一般配合皇帝的*治需要，比如封禅、即位，或是灾异、敌人。考试内容则依据诏书确定，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若想参与制举，首先要报名，方法有三。第一是可以到当地州府报名参加的科目，称“自举”。州府长官考察后，写出一份推荐信。第二是可以由地方长官和在朝官员直接推荐。第三是自己跑到京城报名参加。另外，还有一种标明高洁、不参科举之人，那就要用专车接送到京城，这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一旦被举荐，就要按时进京集合。
到京以后，皇帝有时会召见这些人，乃至请他们吃饭（赐食）。应制举人因太晚回不了住处，皇帝甚至会派金吾卫护送至附近寺庙住宿。这些待遇，是那些参加贡举考试的人望尘莫及的。
考试这天，皇帝会亲自到场（只有少数几次因特殊原因皇帝未到）。地点在殿廷进行，此即所谓“殿试”。唐代，只有制科才有资格举行殿试。《全唐诗》有元稹《自述》诗一首（一作王建《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红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生动地描绘了制举的情形。
制科考试的内容是策论，高宗时定为三道，玄宗开元四年改为一道，都是根据策问回答。比如贤良方正、能言直极谏科，必须毫无顾忌地对当时*治形势提出看法，以此闻名者有牛僧孺、李宗闵。极个别特殊科目，如道术、医学，则考察实际效用。因制科不考判词，故而内容是否有“判词”可以作为区分制举与别的考试的判断依据。
从参加者的角度来说，制举与科目选有两个重大区别，一是平民（无出身、无官资）亦可参加，二是六品以下的现任官员也可以参加（科目选只准前资官，即处于守选状态的人）。登科后，无论现任官还是前资官，一般都会授予更高的官。白身之人要么给予官，要么会赐出身。
制举常常会由皇帝亲自批改，由于是天子门生，地位要比进士及第者要高。从授官角度来说，制举登科后是由中书门下授予官位；从得官来说，制举登科多为校书郎、正字和畿县簿、尉，甚至敕授官拾遗。不过，开元以后，诗赋被人们看重，进士及第难如“登龙门”，故而人们普遍看重、敬仰进士及第，而轻制举。
最遗憾的是制举举行的随意性很大，唐后期更是少见。所以一般而言，举子们还是更多的参与吏部科目选，以跳出守选。
——等第及诗歌——
以上是《唐代铨选与文学》主体内容的总结。当然，本书在细节方面仍多有创见。除揭示出举子及第后仍需守选外，还在及第等第方面有精彩的论述。《通典》载：“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为惟有丁第，进士惟乙科而已。”这段记载招致后人非议，因为不少史料都记载某某人进士甲科及第。王勋成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认为，“正因为唐代明经只有丙丁第，进士只有乙等，不好听，于是就统统誉为高第、甲科。这一点，唐人是清楚的，不会产生误解，后人就不明白了，也就当真了”。全书还对制举、科目选的等第演化有着精彩的分析。
除此，书中还对一些诗歌做了一些讨论。比如晚唐诗人曹邺《关试前送进士姚潜下第归南阳》诗云：“马嘶残日没残霞，二月东风便到家。莫羡长安占春者，明年始见故园花。”
有人认为，最后一句是说姚潜明年一定及第。这完全错误。这首诗题为“进士”，印证了只要获得贡举资格就能称进士的说法。另外，“二月东风便到家”是说姚潜的家离京城不远，二月便能到了，而不像我曹邺，家在桂州，离京师有四千七百里，只有等到明年才能看见家乡的花了。这乃是曹邺在安慰落第的姚潜。
——实际运用——
明白了以上的这些，到底对我们理解唐人的经历有什么帮助呢？我试着以史书无载的段彝、段宏兄弟为例进行简单分析。
新出《段彝墓志》由“乡贡进士范邻”撰文，这可能说明范邻实际上还没有通过贡举考试，只能称“进士”而非“前进士”。
志载段彝“因业两籍之书，竟登四科之弟”，可知他是明经及第：通常来说，明经科即明两经，又墓志后的铭辞部分说“武威段公，经明入仕”，可为明证。
及第后，段彝先做当了“左司御率府胄曹参*”，又调为“左卫兵曹参*”。虽然左司御率府胄曹参*乃太子府下，但据《唐六典》，仅为从八品下之官。不过，能直接授予从八品下，至少说明段彝明经等第不低。
段彝面对这种职位采取了什么应对方式呢？“京曹无事，讽读自娱，不趍权门，不交势友，乐天固道，知命安时。洗心于典坟之间”，似乎安心读书，不问世事，不附权贵。
然而，实际上的情况是什么呢？志文接着说“类应书判，竟不拔其萃”。我们知道，通过科目选，不仅可以不守选，而且在得到更好的官位的同时，博得才名，升迁更快。但是，段彝多次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都失败了，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后来历官不显，虽在“剧邑”，但也只在县主簿、县尉、县丞中打转，最后只官至滑州长史了。因为老老实实走平选常调，怕是到老也很难熬到五品以上，而一旦通过科目选，可能马上就会授官畿县县尉，比如白居易。墓志说段彝被任命为滑州长史后非常失望，“自恃莅事已来，刻衷奉职，未常易官，有失厥度，冀其理一大邑葺一小州……今授我以长马之官，是寘我于不才之辈，命矣”。于是常常怏怏不乐，以至于病笃。（《段彝墓志》据王蔚乔录文）
有意思的是，段彝弟弟段宏的墓志，也在近年出土了（亦由范邻撰文）。据《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录文可知，段宏以萌荫入仕为挽郎，后历官左卫率府录事参*和文敬太子庙令。志文说他“恬默静处，不竞于时。吟啸自怡，琴书为友”，也是一副乐天的感觉。然而，志文又记载段宏常常感叹：“丈夫生于世，登科第，由清途，或处谏垣，或由宪府，历枢鎋而升台辅……今我年仅强仕，未窥一途，尚以常调求一级一资”。说段宏只能遵守吏部的守选制度，参加铨选中的平选常调，一级一级缓慢上升而心有不甘，因而据墓志后文记载他就弃文从武了。段宏非贡举出身，又没有参加吏部科目选，故而走的也是普通晋升。
（《段宏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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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贡举后正常守选，还是走科目选，所获得的官职都是“基层文官”。懂得这些流程后，下一步，就进入到赖瑞和的《唐代基层文官》了。
李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