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学生们出仕和隐居的都有。冉有和子路都曾仕于季康子（季氏、季孙），有些事情做得令老师不满，孔子就严肃地批评他们，见于《论语·季氏》之《季氏将伐颛臾》章；他最欣赏的高足颜回没有出去当过官，原因一则是他安贫乐道，二则死得太早，未及出山就去世了。而在《庄子·让王》里，有一段孔子与颜回的对话：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这些对话大约乃是庄周的学生们创作出来的，不能视为信史，只可以作为了解庄子师徒之思想的资料。按这里的意思，一个人只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能有基本的保障，那就根本不必当什么官，不必去争取什么世俗所重的社会地位。《让王》在《庄子》杂篇，当出于庄门后学之手，庄子本人也是不肯当官的，但他并不强调个人生活要有保障这一点，却说即使穷困潦倒也无所谓——虽然他也当过一阵子漆园吏。追随他的青年人，则对不动产的土地有较高的期望，换言之，就是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是要比较高一点了。
陶渊明大约属于庄门后学那种类型，他反复出仕正是为了能够实现优哉游哉的隐逸生活而寻求必要的经济基础。
陶渊明非常强调物质生活要有保障，他有几句著名的诗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旱？］稻》）要保障物质生活，就得亲自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外出当官（“代耕”），这两条路都可以走。前者相当辛苦，但比较自由；后者不费多少体力，但官场中有种种规则潜规则，总是不那么自由。较好的收入和充分的自由这两条陶渊明都想要，而难以得兼，于是他就忽仕忽隐，画了一个又一个圆圈。（详见顾农《陶渊明怪圈》，《文汇报》年7月13日《文汇学人》第6-8版）
后来陶渊明在诗文中对于自己的一再退而复出、很像是官瘾反复发作似的，表示十分惭愧，说自己是实在比不上汉朝的那位张挚（长公）——其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官，后来果断地“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史记·张释之列传》）。张长公的出仕是一次性的，而自己却不免多有折腾。陶渊明称颂张挚说：“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又说“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饮酒》其十二）
多仕不如一仕，按这样的逻辑，根本不出仕，一直杜门不出、躬耕求道，水平就更高了。2陶渊明的先辈，几代人都是当官的：其高祖陶丹是三国时孙吴的扬武将*；曾祖陶侃乃文武全才，在两晋之交功勋卓著，封长沙公，官至东晋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也当到太守这一级别的官，但到他这一代，官运已经不大亨通了，陶渊明在诗里说过，其父“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命子》），前一句说他曾入仕途，后一句用《论语·公冶长》的语典：“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看来他当官已经断断续续，虽然乃是不得已而然，抽象地看，倒也有点陶渊明忽仕忽隐的意思了。寻阳陶家也有一直隐居的长辈和同辈。他有一位本家叔叔（陶侃之孙）陶淡，“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后州举秀才，逃入深山，不知所终。（详见《晋书·隐逸传》）
陶渊明的从弟陶敬远，因为父亲死得太早，是在渊明家长大的，其人终身未仕，可惜英年早逝。陶渊明在祭文称颂他说：“少思寡欲，靡执靡介。后己先人，临财思惠。心遗得失，情不依世。”其人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少思寡欲”），根本不理世俗常见的官本位思想（“情不依世”），一味心安理得地在故乡种地过日子。笔者在一篇旧文中谈到陶敬远，说“草根之中自有高人，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不过是其中的一些代表，他们的水平未必就高于那些无名的草根人物。”这样的草根高人正是促进陶渊明彻底归隐的榜样。
《晋书·隐逸传》中还记载过江州隐士寻阳翟汤、翟庄父子及其后代，几代人皆坚辞辟命，隐居不仕。陶渊明的第二任妻子即出自寻阳翟氏。
寻阳翟氏中翟汤知名度最高，他曾多次谢绝征辟：
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咸康中，征西大将*庾亮上疏荐之，成帝征为国子博士，汤不起。建元初，安西将*庾翼北征石季龙，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汤所调。汤悉推仆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康帝复以散骑常侍征汤，固辞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于家。看来翟汤颇有田产和奴仆，生活没有任何问题。陶渊明家也曾经有过僮仆，但为数甚少（僮客、仆皆指农奴，参见顾农《陶渊明的“僮仆”》，《文学遗产》年第6期），整个经济状况同翟汤无法相比，他的多次出仕，动机均在增加收入。如果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他对当官很可能就没有多少兴趣。
翟汤虽多出仕的机会，却凭借比较富裕的家境而隐居；陶敬远则大约不够出仕的条件，只能在家躬耕。比较穷，又有条件出仕而宁可隐居，此乃陶渊明的高明之处。但本家和亲戚中多有隐逸的高人，也构成了陶渊明这一归隐之大树的土壤和环境。3家族背景让我们明白陶渊明对出仕无甚兴趣自有其基因；而从经济问题入手，则可以比较切实地解释陶渊明何以忽仕忽隐：他要养活一家老小，让他们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如果无须当官而生活已经没有问题，那还去折腾什么！其实早在颜延之的《陶征士诔》里就已经谈到过这一点，他当然是用典故来表达此意，这就是诔文中的“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二句。田生的高论见于《韩诗外传》卷七第一章：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宣王忿然，曰：“曷为士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处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陶渊明的出仕，也正是为了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平。如果家庭困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例如只靠他自家田庄的收入已经可以，那么他可以不仕，或尽快退出官场。
毛子指毛义，《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序》载：
中兴，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毛义并不喜欢当官，亲老家贫，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可以不干了，就告别官场而去。颜延之用田生、毛子两个典故来解释陶渊明的出仕，应当说是很中肯的。以“亲老家贫”为出仕的原因，其源甚古，《韩诗外传》卷一第一章说：“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其第十七章及卷七第七章皆载其后半的一句，说是曾子的言论——而关于陶渊明的几份传记，也一再说起他的出仕是出于经济原因，其中最早是沈约《宋书·隐逸传》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此后萧统《陶渊明传》《晋书·隐逸传》《南史·隐逸传》也都有这样两句话。
陶渊明本人提起自己出仕的原因则说是——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其十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如果一向“不堪吏职”的陶渊明像同乡的阔人翟汤那样拥有丰厚的家底，他虽有出仕的条件也完全可以不必出仕；而如果他没有条件出仕，则又根本无从考虑进入官场一事。这样看来，陶渊明的一生之所以像一个怪圈，是在他的品性、性格与处境之合力的推动下形成的。一味称颂其道德高尚，并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隐士诗人陶渊明。经济是基础啊。
陶渊明在仕与隐之间往返多次，用一种传统的眼光看去，也可以说是他的高明之处。汉儒有云：“朝廷之士为禄，故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能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圣也。”（《韩诗外传》卷五第三十三章）山林之士固然有为名者，更多的是为自由，陶渊明且自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俸禄与“自然”在他恰如鱼与熊掌，颇欲兼得，因为很难做到，只好遂舍鱼而取熊掌。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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