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失败的超级银行，受挫的国家战略
自2008年9月雷曼兄弟垮台以来，大规模的银行亏损和挥之不去的银行破产威胁成了本轮金融危机最近一阶段的特征。这场灾难的规模如此之大，令人不禁要问，一些小国真的负担得起救助银行的成本吗？但“小”的定义却是在不断变化的：几个月以前，小国指的是冰岛那样的国家，后来是指爱尔兰，而现在连英国也成了小国。这场银行业危机所要求人们思考的，不单是什么样的银行业法规最恰当，还有国家的规模多大最合适。银行体系如何设计才是最好的，关于这个问题向来莫衷一是，而不同类型的银行规管方式也总是在相互竞争。一边是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定义了银行业的一个观点：银行必须能对风险作出判断，因此它们得贴近这些风险。这种理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同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及其领导的第二合众国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所进行的那场巨人之间的斗争。杰克逊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同金融家之间的恶战以民粹主义的胜利告终。结果，19世纪美国的大多数银行都没有分号，且营业地域被限于单个州的境内。银行规管的另一种选择是加拿大模式。由于加拿大模式的根基在于稳固的英国治理，对*治中央化的担忧比美国小得多，所以它可以允许存在全国性的银行体系。加拿大的大银行体系能更广泛地分散风险，在1907年和1929~1933年的金融恐慌中表现得也更好一些。大银行原则有两大优势。首先，它能带来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因为大银行所接触的顾客类型更广泛（与此相反的是美国乡村银行，美国农场主遭殃，它们就跟着倒霉）。其次，大银行能更有效地服务于有关全国乃至国际经济总体趋势的长期性、战略性思维。然而，一旦上述两大优势混合起来，大银行就也可能陷入麻烦。大银行理念在欧洲大陆达到了它的高峰，尤其是在德国。到了19世纪后期，德国庞大的银行体系已经从贸易金融领域扩张到产业金融领域。当时，有好些国家对别国的金融模式看着眼热。1907年大恐慌之后，美国国会召集了一个全国货币委员会（National Moary Commission），它向美国推荐的最诱人的榜样就是德国式的全能银行，而这种模式当时也为俄国、日本、意大利和埃及所效仿。到了1931年，甚至连英国也觉得难以抵御德国模式的诱惑。于是它也开展了一场官方质询，成立麦克米伦委员会（Maillan Committee），就若干问题举行听证，试图了解英国银行业对英国产业的服务有多么差劲，以及德国模式如何在将储蓄转化为产业资本方面取得了更好的成绩。正当全能银行模式似乎要大获全胜的时候，大萧条终结了这一波模仿浪潮。麦克米伦委员会于1931年7月13日提交了它的报告，而就在同一日，德国一度最活跃的全能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宣告破产——这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巧合啊。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模仿其他银行模式的做法重又流行。金融帝国的建立驱动着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大西洋(600558,股吧)两岸展开了激烈的竞赛，太平洋两岸同样如此，只是规模较小。真的，一个潜在规模巨大的欧洲资本市场逐渐整合成形，一些跨国界的欧洲银行也经由兼并被缔造出来，这一切似乎表明，一种崭新的欧洲超级银行将会出现。无独有偶，日本为了应对其银行业危机，也兼并缔造起若干巨型金融机构。美国也废止了大萧条时代遗留下来的许多限制银行业的法规。最终，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了它的银行业新模式。西班牙和美国的银行大举进入了拉丁美洲。新的超级银行模式的吸引力在于，它为实现国家的战略愿景创造了机会，最能看清和抓住这种机会的是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最初是在克林顿*府的财*部长任上，后来是作为花旗集团（Citigroup）的一名顾问。花旗集团这一美国银行界的新巨擘，本身就是于1998年兼并而成的。但是新崛起的这些超级银行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因为其业务极为多样化且极为复杂。远在次贷问题出现之前，花旗在伦敦的一些交易员——他们试图操纵欧洲国债市场——和在东京的一些交易员的不当行为就已使集团遭受了损害。相比之下，跨国制造业公司为确保产品质量而实施监控要容易得多。而在一家以金融中介为业的公司内部，数以百万计的判断都是由个别人员独立作出的；这些判断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其严重性有时足以威胁整个企业的生存。一旦战略出错了，所产生的恶果就开始反噬超级银行自身。要让本国的银行承担战略使命，一般中等大小的欧洲国家固然无此实力。然而，即便是对美国而言，以花旗集团的商业计划来统合天下的念头也还是太过昂贵了。金融危机迫使国家接手那些庞大的银行帝国，*府可能会亲自上阵来贯彻原先委托给银行的战略使命，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以一家银行来支配一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命运，这种战略愿景和中央计划经济一样存在致命缺陷。在这种意义上，2007~2009年之于资本主义，正如1989~1991年之于共产主义一样。（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Project Syndicate供稿。介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