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次日，天安门广场上灯火辉煌，人山人海；《人民日报》特刊号外，争相传递这一信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此景让孙家栋感受到了毛主席说的话语：人民真是站起来了，真是扬眉吐气了！“我不是文人，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但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孙家栋说。
孙家栋院士
孙家栋是“东方红一号”的总体设计者，那年，他41岁。三年前的年7月29日，年仅38岁的他，“被选择”到了刚组建的由钱学森担任院长的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这不是他的专业，而他，也不知道这项工作要怎么做。
但那是一个“*叫你干啥，你就干啥”的年代，“国家需要你去搞卫星，你就去，就是这么简单！”孙家栋说。
3天后的8月2日，一辆吉普车将孙家栋接到新成立的空间技术研究院，从此开启了他的卫星之路，进而一发不可收拾，其中包括很多个第一：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
阴差阳错进航天
孙家栋出身于年4月8日的辽宁复县北老爷庙村，3岁时，随父亲迁往哈尔滨。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那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但中途因二战“失学”。年9月，他考入国民*府的锦州大学。年冬，解放*逼近锦州，学校受到影响，孙家栋打算回老家。在得知哈尔滨解放后，孙家栋返回哈尔滨，并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专修俄文。
年元宵节，很多同学都回家吃团圆饭去了。这天，孙家栋本来准备午饭后要去住在哈尔滨的姐姐家，但听说晚饭加餐有红烧肉吃，这使得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吃了晚饭再走，那年月能吃上红烧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年留学苏联前夕的孙家栋，时任空*俄文翻译
正吃饭时，学校主管人员来到饭堂向学员们宣读通知：新中国的空*要招人，有意者可自愿报名。不满21岁的孙家栋当即填报了从*申请，当天报名、当天批准，当晚他便登上了前往中国人民解放*空*第四航空学校的列车去报到。年1月，正式成为一名身着蓝*装、头戴制式帽的*人，从此踏入了航天大门——因为这顿红烧肉的机缘，孙家栋多年都记得，并且一辈子都爱上了红烧肉。
进部队后，当时的空*第四航校在沈阳，学校急需俄语翻译人才，孙家栋因俄文优秀，被分配给苏联航空教官当授课翻译。
年9月，孙家栋因品学兼优，和另外29名*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工程学院学习——对孙家栋而言，能够来到这个在苏联、在*界首屈一指的世界知名学校深造，是一种莫大的荣誉。留苏期间，孙家栋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苏联的这所学校有一个规矩，每年将考试获得全优5分的学生照片，放入一进大门最显眼为止的“明星榜”上，用以激励学生上进。如果年年都能连续保持，照片便会一年比一年大，一年往上挪一次。随着照片越来越大，能在“明星榜”上出现的照片数量也将越来越少——最上面的照片，将会获得一枚纯金质的“斯大林奖章”。
孙家栋正是这枚奖章的获得者。毕业时，孙家栋以每年全优的成绩，将照片最大化的贴在“明星榜”的最上面——年3月10日，他登上了苏联红*俱乐部的领奖台，接受了这枚来之不易的纯金奖章。
年初春的4月，孙家栋回到了中国。
从飞机制造到卫星研制
回国后，孙家栋被分配到了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部，那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
此前的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后，向中央建议，要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当年10月8日，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航天发展最早的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一年后的年11月16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即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这些留苏的学生中，有2/3回国后就被调到了这里从事导弹研制。
尽管处在一个“领导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年代，但当时的孙家栋脑袋里也还是转不过弯：“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航空，去搞导弹？”这让孙家栋这批人感觉到压力很大，“当时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就是没有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回忆说，他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这帮爱国赤子的工作热情。孙家栋说，当时他感觉到的是，“哎呀，我怎么如此幸运！”因为研制导弹是比飞机制造还更尖端的技术，能将如此重任交给自己，孙家栋感到更多的是“国家对你真是信任！”
于是，没有更多的想法，他们一头扎进了导弹研制的相关工作中，这一做就做了9年，“那时候导弹才研发到中程，仅一两千米的射程，我们的目标是要搞洲际导弹。”孙家栋说，为此，他们这批人已下定决心，未来一二十年均为此而奋斗。
而人生的转折，有时候来得就是如此突然。
早在年孙家栋刚回国那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动世界。毛主席也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并启动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然而正当研制工作进入到关键时刻时，“文革”发生了，卫星研发队伍被冲散，研制工作彻底停顿下来。
上世纪70年代孙家栋在卫星研制现场指导研制工作
为了确保年能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的目标，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重组卫星研究队伍，这一年他37岁。已是五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他，再次放弃自己熟悉的知识，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那时候想法也很简单，叫去就去吧”，孙家栋说。
孙家栋为之一生的卫星事业，由此展开。
临危受命，研发我国首颗卫星
刚到空间技术研究院时，由于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行*机构已基本被“砸烂”，派仗正闹得激烈，此前研究卫星的队伍已经解散。
“到五院后，找不到人，人都散了”，孙家栋说。于是，他们在现三环附近的友谊宾馆租了几间房，成立了办公室。随后，孙家栋挨家打听此前的那些人。“早上起来，挨个家找，找原来生产的地方，再顺着找当初生产的那些人。”孙家栋介绍说，当时厂长已经被打成“黑帮”了，听说还有个管生产的老师傅，孙家栋辗转找到他，对方说，“也不知道那些人哪里去了，反正现在没人找我了”，孙说，“现在我来找你了。”——“就这样一点一点将这个队伍串起来”。
同时，孙家栋从一分院等地，提名了戚发轫、沈振金等18人，组建成首批队伍。这18人成为了后来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航天卫星十八勇士”。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说不定哪天就折腾出什么篓子来”，孙家栋说，因为这些人完全不懂这个事情要如何做。“但有那份爱国热情在，大家一点都没有松懈，一心一意钻研，真是白天晚上都在干活。”
很多在现在看上去完全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很可能是天大的阻碍。孙家栋介绍说，当时卫星上就单是电池问题，就搞了很久，最后选了现在汽车常装的电池，“现在的汽车电池质量恐怕比那时候的质量还要好一些”，孙家栋说，“第一颗卫星总重量公斤，其中电池就80公斤。”
还有一些现在看上去甚至已难以想象的荒唐的事情。文革期间，街上到处都是毛主席像章，大家在做卫星设计时，也设计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非常大，做得越大越漂亮就越显示对毛主席的热爱。”孙家栋说，但像章加上去，就使卫星比原来沉了很多，火箭运不动，并带来了一系列散热等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在年4月24日发射升空，全国人民欢声鼓舞。
主持研发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
第一颗卫星成功发射之后，孙家栋甚至还来不及休息，就又挑起了第二颗卫星上天的重任。年5月，孙家栋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二颗人造卫星“实践一号”卫星总体技术方案，年3月3日，“实践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这颗卫星成为中国第一颗长寿命卫星。
“实践一号”发射成功后，孙家栋又紧张的投入到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工作。这是一种用于国土普查的遥感卫星，被广泛应用于大地测量、资源勘探、资源普查、交通建设、城市规划等很多领域。经过孙家栋及其同事的努力，年11月5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完成升空前的综合检查，进入发射最后时刻。
孙家栋向王震同志介绍“实践一号”卫星情况
当所有人员都在静等火箭点火时，卫星却没有按照设定的程序转入卫星内部自供电状态，这意味着如果卫星起飞升空，送入太空的将会是一个重达两吨重的毫无用途的铁疙瘩。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人们听到了孙家栋的一声大喊，“停止发射！”实际上这在当时，发布“停止发射程序”的命令，需要一级一级申报批准，按正常情况绝不该由孙家栋发布。而如果孙家栋没有很高的威望，指挥员也是不会执行他的命令。“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承担多么巨大的风险！在那个年代，这还不仅仅是技术风险，更可怕的是那无法承担的*治风险。”人们事后评论说。
发射程序是终止了，可孙家栋却由于神经高度紧张而昏厥了过去，几分钟后当他醒来，立即布置工作，检查问题。
重新准备好之后，15时30分，卫星再次点火发射。运载火箭却在点火飞行20秒钟后出现了失控现象，由于火箭故障，迫使发射场安全控制指挥员不得不按照发射故障处置预案，对火箭实施了安全自毁指令。顿时，卫星连同火箭在一声巨响声中随着爆裂的火焰炸成碎片，散落在离发射台不远的地面。
那天的失败，令孙家栋及同事们始料不及，几年来的心血瞬间化为灰烬。火箭爆炸的那一瞬间，孙家栋都惊呆了，“脑袋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以说确实感觉得当时就有点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长时间自己没反应过来。”
事后，通过检查，发射失败的原因缘于火箭里的一根导线，这根导线里头的铜丝质量不好，在里面断了，可外头胶皮套没断。
孙家栋说，这次失败，给他们的教训最大，体会最深——造成这么大的失败，竟然是因为非常简单的一个细节。
一年后的年11月26日，新一枚运载火箭和一颗新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再次发射，成功升空。
这颗卫星按计划在太空运行三天，完成地球遥感探测任务后按预定方案返回了地球，在中国四川省中部成功实施了回收，获得了大范围的遥感探测资料。
勇挑重担
将卫星发射推向国际市场
年对中国的卫星发射来讲，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中国发射成功了三颗卫星。随后的几年，中国的卫星发射进入了快速和稳定发展的时期，孙家栋也承担了更为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将卫星发射推向国际市场。
“当时最大的障碍是，别人对中国航天事业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人家不了解。对中国的火箭能力看不透，一方面又瞧不起你，另一方面又怕你夺了它的市场。”孙家栋说，“所以当时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怎样才能推销出去，这个事情大家都不懂，两眼一抹黑。”欧洲航天局局长当时对中国说，欧洲火箭从提出来，到真正找到第一个商业合同，用了八年的时间，“当时这句话对我们刺激很大。”
孙家栋（左一）获年度国家最高科技技术奖，胡锦涛总书记为其颁奖
孙家栋说，当时中国的火箭质量好、报价也比较低。国外发达国家怕把这个世界市场冲击得很厉害，千方百计来限制中国。诸如当火箭的买主买了美国或者欧洲的卫星，不准许出口到中国土地上，否则技术安全保证不了；或者说出口到中国怕技术泄密等；同时，对方又怕你真正打开这个场面以后，把他的市场，他的利益给冲击了。所以在条文上非常苛刻。比如一定得保证每年最多不能拿多少个合同、这个火箭报价不能低于世界上市场上平均多少等。
孙家栋想了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难题。最终，5年后的年，中国拿到了第一个火箭合作合同。“第一颗卫星发射上去以后，我们不仅仅给它发射成功了，就是要求卫星得送到哪一个点上，我们就给它送到哪个点上。我们就是精度高，搞了几十次发射，国外用户当时就说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精度是非常高的，非常佩服。从那以后，对方就连续跟我们定了几个合同，用中国火箭发射。”
75岁高龄再挑探月工程重担
年，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担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孙家栋坦言，从工程来讲，我们要离开地球，准确到达平均38万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这远远超出了我们几十年近地空间的活动范围，会带来一系列技术上的问题。如：轨道设计、轨道测量、轨道控制……。难，为什么还要去？风险很大，为什么还要去？孙家栋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孙家栋指导探月工程各系统的调试工作
年是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升空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他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协调工作，有时候一周内要去多个城市；这一年，年近80岁的孙家栋10次进入发射场，在发射场指导了5次卫星发射任务，主持参加了近百个与航天有关的会议。老伴魏素萍心疼地说：“总是天天跑，穿皮鞋太累，我每年光布鞋就要给他买好几双。”
年11月26日，嫦娥一号卫星的第一张月面图发布，同时“嫦娥”顺利传回《歌唱祖国》的旋律，这是我国首次从38万公里外的太空传回歌声，在举国欢庆之际，孙家栋流下激动泪水。
回想起这一段，孙家栋说，航天工程风险越大，越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去提高和改变。
很少人知道，为了探月工程，孙家栋养成了“看月亮”的习惯。有好几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凌晨，老伴醒来发现床上的老头不见了，细听房间没有一丝动静，吓得她大喊。孙家栋却很沉稳地说：“你睡你的觉，不要大惊小怪。”原来，孙家栋夜里起来看到窗外挂在空中那明亮的月亮，总会身不由己地到阳台上看上几眼，他仔细看着月亮在慢慢地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月亮与工程总体的一些技术方案的联系。有时他在窗前一站竟是几个小时，折腾得老伴也睡不踏实，一会要给他披衣服，一会要给他搬椅子让他坐在那里看。老伴打趣地说：“月亮真这么好看吗，看够了，看出名堂了吗？
年4月15日，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指挥的北斗导航定位卫星发射任务又一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个航天飞行器，这之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29颗。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以来的全部过程。他动情地说：“搞了一辈子航天，我已经爱上了航天，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本文摘自《定位》杂志年6月20日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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