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之后的一千三百年里,"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成为选官取士的主要路径。至19世纪中期,时逢内忧外患,交迫所及,遂因四海穷困而广开捐例,因战争蔓延而保举*功,于科举入仕之外别开一种路径,即所谓"天下有事,功名多途"。之后天下有事了无止境,功名多途也了无止境。捐纳、保举虽属异途,却以其数十年之间成千上万造官汇成的庞大数量累积,节节伸展地形成对于科举制度的冲击和挤压,影响和扼制,并最终改变了科举制度的本义和科举取士的旧轨。而后是科举制度犹未停置,科举取士已前途失路。关键词：天下有事;捐纳;保举;科举制度一隋唐到明清的一千多年里，科举制度起于“以试为选”，又立于“以试为选”。则一千多年里朝廷取官和士人入仕，便常态地和主要地实现于读书应试之中。然而时至清代后期，这种前后相承而历史久远的常规和常态已不复再能维持旧日局面。光绪年间吴汝纶论世事人事，说是“天下有事，功名多途”。明言“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以外，又另有自上而下取用职官和自下而上进入仕途的别样路径。功名的本义遂因此而变。而“多途”之中，又尤以“捐纳、*功两途入官者众”，为咸同以来的官场之不同于此前的大观。溯其由来，则两者都是由19世纪中期那一场延续了十多年的内战促成的。就此前两百多年的清代历史而言，由捐纳而得官，因*功获保举都属本来自有先例。但在两百多年里，前者因河工、赈济、营田、*需而起，并不构成连续性；后者因战争中的克敌制胜，攻城掠地而起，并不构成普遍性。同治末期毛祥麟说：“自道光辛丑、壬寅间，海疆用兵，始大开捐例。咸丰初，粤匪继起，蔓延十五六省，*饷浩繁，例遂久开不闭。”又说“至*功一途”，则“每克复一州一县，纷纷保举，在营文武官弁之亲戚故旧，皆得列名”。前者说的是捐纳从有限度变为没有限度；后者说的是保举从有规矩变为没有规矩。两头的变化都起于太平天国引发的十多年内战。此后的数十年里，内战带来的大规模兵事虽已停息，但中外之间的民族战争逼迫而来，同时此起彼伏于内忧外患交迫之下的海防、塞防、河工、赈济、洋务、筹饷等等，皆各成要务而各立名目，都在使这种没有限度的捐纳和没有规矩的保举沿此铺展，了无底止地一路延续，又在一路延续里层层扩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造出了越来越多的官。而由此形成数量上的大幅度累积，在数十年之间已使一千二百多年以来“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腾出空间，不得不与“捐例频开，流品几不可问”和“近世保举之弊，十倍于捐纳”下的“仕途于是乎杂矣”直面相对，共处于同一个时代的社会之中，并合为同一个官僚群体。以“近世”的数十年比往昔的一千二百多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变。捐纳大半缘起于筹度支的户部，保举大半缘起于管地方的疆吏。前一面的目的在于开饷源；后一面的理由在于酬劳绩。就本意而言，两者都不是为了选官，但开饷源和酬劳绩的能够行之有效，则两者都是在科举以外别开一重直入官场的门洞中实现的。而比之三年一次的乡试和会试在法度制束之下的既有时间限定，又有名额限定，这种另开的门洞因其不立法度而尤多自由，又因其尤多自由而更容易漫无边际，不辨良莠。其时的奏折说：“捐输原为筹饷计”，而利源所在，则筹饷促成招徕，招徕促成广揽，遂有各省自行其是的“捐输减成章程”，以期多销多得：直、东两省离京不远，报捐章程与铜局相等；豫省以饷票折收一成现银，约居十成之二；湖广、川、浙约居十成之三；江西、两广约不及十成之三；云、贵约居十成之二；安徽全收饷票，约居十成之一，其余各省均无过于三成者。计由俊秀捐纳州县至指省分发，不过千金。这种“十成之一”“十成之二”“十成之三”，说的都是“捐输”得官，用来交易的银子，其实际数目常常是在一减再减之中。各省“减成”，初旨都是广为招徕，而直接的结果则是得官太过容易和造官太过放滥：从前捐纳州县，一官不下万金，非家道殷实及自度才器尚堪任使者，必不敢冒昧呈捐，其父兄亦不令其子弟躁进。即任官后经手钱粮，思欲染指，自揣身家甚重，不肯尝试为非。所以我朝屡开事例权济一时，均无大弊。独自今日不然者，实因捐一州县，所费无多，有力者子弟相沿，争为垄断，无力者借贷，而至易于取偿。而后是“众志纷然，群起于利”。若以翁同龢日记中所说“新放四川道玉铭，曾充库兵，开木厂”，又报道员的记述相比照，则俱见其时的得官的随心所欲和造官的百无禁忌，以及由此催生出来的人物和情状。与之同出一源而同存于一个时间里的，还有“*兴以来保举渐滥”而致“保举打仗之员甚多，而接仗之地人皆不知”的杜撰*功，以及此后沿其轨辙纷至沓来的“使馆随员有保”，“出洋肄业有保”，“海防有保”，“劝捐有保”，“招垦有保”，“救护商船有保”，“督销缉私有保”，“厘金溢额有保”，“筹办电报、铁路有保”，“机器局、船*局、洋务局、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莫不有保”，自世人看去，正成其“一岁保数十百案，一案保数十百员，刁绅、劣幕、纨绔皆窜名其中”，成群结队进入官场。与一路辛苦地从“以试为选”里走出来的科举士人相比，这种沿捐纳、保举而进入官场的人因其别有来路，便在整体上另成一类。道光一朝朝廷开捐，而道光帝于召对之际直言“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捐纳入仕者之不可信，全在于其“素不读书”而不能明理。他所用为对比的，显然是读书出仕而更能明理的科举中人。之后，同治朝御史周恒祺的一道奏折中说：科甲人员，虽未必尽属廉洁，而自念读书考试历数十年之辛苦，偶得一官，一旦因贪去职，则所得不若所失之大。即不肖偶萌贪念，亦有所顾忌而不敢为。若捐纳州县，不过费一二千金，得之原易，一旦出膺民社，无不肆其掊克之谋，以为取偿之计。迨宦囊既饱，即以其余捐升府道大员。较之为循吏而以卓异待升，不更捷乎?纵令发觉严参，而彼已为富家翁矣。这段论说言之明晰，同样在把“科甲人员”和起于“捐纳”的做官人分成两路，而以前者总体上的犹有是非之辨来对比后者总体上的没有是非之辨。就是非之辨为义理之大辨而言，则这种把科举中人与捐纳中人置于两头，互相丈量而深作褒贬；着眼点显然不仅仅是其读书入仕和金钱入仕的不同，而是入仕途径不同所造成的两者之间品类的高低和德性的优劣。因此，“捐班”虽已列于官界之中，但君主举而论之，表达的是怀疑和蔑视；言路举而论之，表达的也是怀疑和蔑视。而君主引为深忧的“将本求利”和言路引为深忧的“取偿之计”都说明，怀疑和蔑视，其共有的原因和理由，在于这些由市道而得官的人，很容易把商贾逐利的市道移来当成临民的做官之道。所以，在朝廷的功令里，以科举为正途，这些人只能算是异途。与之相对应的，是科举犹自居有重心之日，国家法度对异途入仕者则更多督管辨察：捐纳及各项人员非由正途出身者，向于铨选分发到省时，由督抚面加考试，别为一二三等。一二等照例委用，三等实任开缺，候补者停委道府州县等官，以佐贰杂职降补，不列等者咨回原籍学习。诚以职守所在，必读书明理，始可望其为守兼优，否则假以冠戴之荣，未便畀以事权之重，立法本极周详。这种“立法本极周详”，反映的是异途入仕与科举入仕在朝廷意中本来的不相对等。因此久宦京师，曾做过刑部员外郎的陈康祺后来作《郎潜纪闻》，其中一节因事发议，说是：“我辈承乏秋官，本当神明法外，依古义以求平，若事事按律科断，则一刀笔吏足以了之，何以睿皇帝煌煌圣谕，非甲科人员不得与闻秋谳乎?”秋谳责在复审各地报来的死刑案，面对的是人命关天。而“神明法外，依古义以求平”，则尤重合天理国法人情为一体，从“按律科断”的定案里审出错案和疑案。因此，帝王以“非甲科人员不得与闻秋谳”立家法，既是以此慎重民命，也是以此歧视异途。在这种慎重民命与歧视异途的重合里，“非甲科人员”之“不得与闻”，直接反映的正是“非甲科人员”之不足与闻的整体预设，其中既包括捐纳，也包括保举。而以此为当然，则这种异途“不得与闻”的官缺和差使，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其实并不仅止于刑部和秋谳。这些事实说明，捐纳、保举虽因19世纪中期以来内忧外患的催化而成为官场常开的门洞，但与之俱来的，则是出自其间的群类自始即与科举士人构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对立和分别。同光间欧阳昱作《见闻琐录》，曾记述过这种对立分别一路上达九重之上：宣宗时，夷务孔亟，国用颇不足，户部尚书孙瑞珍请开捐举人例，准其一体会试，每人银十万两。当时捐者二人，一为广东潘仕诚家，一为吾省*宗模家。后御史某参曰：“自开捐以来，凡贩夫贱子与目不识丁者，皆可佩印绶，居民上，士人无不丧气。所恃者，科甲一途，尚堪鼓励人才耳。今举人复可捐，则寒窗攻苦之士，其气愈馁矣。孙瑞珍世代科第，不应忘其本来而献此谋，以失天下士心也。”宣宗阅之，立命停止。清代的捐纳入仕，京官至郎中为止，外官至道员为止。前者正五品，后者正四品，若以进士及第为起点做官，则都须升转多年，换过几次顶戴才能够达到。而与爬完了登天之梯的进士相比，则举人尚在沿科举之路登天的半途之中，依当日的准尺相衡量，其官格并不能算是已经充分齐备。因此，在报捐道员纳银万余，报捐州县纳银不过数千之日，这一段记载举开捐举人的“每人银十万两”，以见其轻重倒置而不相对称；又举庙堂之内的论争及帝王对于论争的裁断，以见罗掘俱穷于“国用”不足之下，捐纳做官犹可，捐纳举人则不可。倒置和论争，都说明了本来一体相连的科举功名和仕途官职，其时已被分成属性不同的两种东西，后一种能够折算成银子，所以是有价的；前一种不可以折算成银子，所以是无价的。有价与无价出于帝王的判定，正是以此划出纳银授官的界限和范围，为产出于科举制度的功名保留了“以试为选”的本色。就科举制度孵育了万千士人，万千士人又依傍于科举制度所形成的滔滔然天下皆是而言，其间最能打动君心的，无疑是奏议中以“失天下士心”为戒，提醒帝王立国之不能失天下士心。因此，在捐纳、保举已使官场门户洞开之后，筹饷的计臣沿此引申，把科举所造就的功名引入廷议，期于别立捐纳名目，以补国计之不足，但在帝王心中却始终是一种不可移动的东西。时当四海穷困，孙瑞珍之后，又有过同属一类的主张和同属一类的碰壁：(咸丰三年)礼部侍郎陶樑请仿康熙年间例报捐生员，文生每名一百两，武生减半。四年，户部侍郎罗文恪公惇衍奏称：粤东大姓，往往聚族而居，积有公产，请令一姓捐银至万两者，将该族子弟每遇岁试，永远取进文、武学额各一名。侍郎何彤云请开各省举人、进士捐免停科之例。皆奉旨斥驳。比之“立命停止”，“奉旨斥驳”显然又更多一重叱责的意思。而回声起于士林，则以“圣明独断，杜绝权宜，二百年取士之大经，不容市井贩夫得操进退”为天下之大幸。这种官职可以捐纳、保举，而功名不可以捐纳、保举的限定和区分，同时是在对比之中，把后者的身价之贵放到了前者之上。因此，虽然19世纪中期以后科举、捐纳、保举三者都已越来越固化地成为常态的入仕途径，但从咸丰朝、同治朝到光绪朝中期，多数士人所自觉选择和倾力以求的仍然是由科举进身。光绪初年“秦晋豫皆大祲”，翰林吴观礼“以办赈染疫死”，并因此进入时人的记述之中。而溯其仕途履历，则“观礼以举人刑部员外郎居(左)宗棠幕，保至陕西道员，后注销道员官阶应试，中辛未进士，入翰林”。他由从五品的员外郎得保举而成正四品的道员，之后弃去道员重回科举，经“以试为选”而成进士，入翰林，但以品级而论，道员变为翰林，已是四品落到了七品。这个过程曲折迂回，却以一种自愿的选择说明了那个时候的士人心中之所贵。与之同归一类而守定取向的，还有屡试屡挫而久困于科举之途的张謇。他曾赴朝鲜为吴长庆佐幕助成“定乱之功”，而不愿受保举，宁可身经屡试屡挫，仍然不改旧辙，之后历时十一年之久始成正果。他们的人生路迹都说明，虽然此日正途之外，又有了异途，但就士心之所归而言，则积一千二百多年之久，科举制度的价值和声光并未因此横来之变而立时脱落。所以咸丰年间因顺天乡试而兴大狱，致大学士柏葰以下多人“斩决”，多人“杖”“流”，一时天下震动。出自帝王的诏旨谓之“此次执法严惩，为士林维持风气”，明显地表达了一种守护科举制度的自觉意识。于是而有记述中的“乾纲一震，士气皆伸”。23前一面和后一面，显然都交集于科举制度和士人群体的相为依存。而时当捐纳、保举骎骎乎而起之日，这种牵动了朝廷和民间的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