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的基本秩序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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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谈论唐朝的*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状态，首先必须先搞清楚唐朝的社会基本秩序，包括中国古代“士农工商”概念和户籍制度。某些专论唐代历史的文章，由于作者不了解这些常识，故而闹出不少笑话。
　　唐玄宗时的宰相李林甫主持编撰的《唐六典》说：

　　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里正兼课植农桑，催驱赋役）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凡男、女始生为“*”，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诸造籍起正月，毕三月，所须纸笔、装潢、轴帙皆出当户内，口别一钱。计帐所须，户别一钱）凡天下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然后注籍而申之于省）每定户以仲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戊）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凡户之两贯者，先从边州为定，次从关内，次从*府州；若俱者，各从其先贯焉。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畿内诸州不得乐住畿外，京兆、河南府不得住余州；其京城县不得住余县，有*府州不得住无*府州）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功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皆谓家专其业以求利者；其织紝、组紃之类，非也）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
　　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唐朝的基本社会秩序，或者说*府的社会治理模式。内容大致如下：
　　1、百姓最基本的聚居单位，城镇的称为坊（相当于今天的居委会），农村的叫做村（自然村）。
　　城镇的坊，是由*府统一规划建设的。坊，是城镇最基本的行*单位。坊正，是这个坊的领导，类似于今天的居委会主任。
　　农村，每户为一个里，每五个里为一个乡。里，是农村最基本的行*单位。里正，是其领导，相当于今天的村长。
　　2、全国人口，按照年龄，分为人生的四个阶段。人口及年龄数据，是唐朝经济和税收制度、财*预算的基础。人刚出生时称为“*”；四岁后称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称为“丁”。到六十岁就是老人了。
　　3、人口每年统计一次，每三年全面统计核定一次，并重新登记、造册天下户口。县、州*府在抽查复核确认无误后，户口册一式三份，户部、州、县各留一份。依托这样的基础，唐朝建立了严格科学的社会管理和人口统计制度。《唐会要》卷八十五：
　　延载元年八月敕：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该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形状，以为定簿。一定以后，不得更貌。疑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付手实。
　　这就是说，户口统计时，不是登记一个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了事，还必须对每个人的相貌等进行基本的描述。
　　4、按照家庭资产的多少，将天下户口分为九个等级，每三年核定一次。唐朝针对每户人家家产多少，征收户税即“资产调节税”。

5、人口迁徙自由。狭乡的人，想迁往宽乡，随便；边远地区的人，想迁往内地，没问题；徭役较轻地方（一般是较落后的地方）的人，想迁往徭役较重地方（这里一般是较发达的地方），可以。但是，首都郊区的百姓不准迁居其他州；京城县（长安县、万年县、洛阳县，即首都城区）的百姓，不准迁居其他县；有兵役地区的居民，不准迁居无兵役处。和今天不同，唐朝禁止首都地区的人迁往外地，因为这里的百姓承担的赋役等义务相对多一些。
　　在古代，人们虽然家乡观念极重，但没有什么城里人、乡下人之分，更无“城镇户口、商品粮”等奇怪概念。在户籍上附加许多福利，使之成为有价证券，是近几十年的产物。实际上，今天所谓的“城里人”，百年前的祖宗，99.9%是“农民”；剩下的，祖宗是王爷侯爷啥的，也仅住在城里，准确身份是地主，《红楼梦》中的贾府在城外拥有巨大的“农庄”。古代中国，只有皇帝，才祖祖辈辈是城里人。和当今的欧美成功人士一样，在古代中国，工商业大老板如晋商、徽商，达官贵人如宰相、尚书，在他们看来，城市只是做官经商的平台，家乡才是自己的家。
　　唐朝的户籍管理很严，因为户籍是*府收税的基础。《唐律疏议》，是唐朝著名宰相长孙无忌等人编撰的对唐朝法律的解读作品。《唐律疏议》：

　　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谓一户俱不附贯，若不由家长，罪其所由。即见在役任者，虽脱户及计口多者，各从漏口法。）
　　议曰：率土黔庶，皆有籍书。若一户之内，尽脱漏不附籍者，所由家长合徒三年。身及户内并无课役者，减二等，徒二年。
　　这是说，凡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脱漏了全家的户籍，而且这一户人家有男丁（20岁至60岁），那么，其户主（其实就是男丁本身）要受到“徒三年”的处罚。如果家里没有男丁，户主是女人，脱漏了全家的户籍，处罚处罚就要轻一些。
　　唐朝不反对迁徙，甚至鼓励迁徙，但禁止逃亡、无所事事的流浪。所谓逃亡，是指偷偷举家迁往外地种地做生意，却隐匿户籍，偷逃赋税；而流浪，就是四海为家般的东游西逛，好逸恶劳，不劳而获。据《唐律疏议》：
　　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有官事在他所，事了留住不还者，亦如之。若营求资财及学宦者，各勿论。阙赋役者，各依亡法。
　　议曰：“非亡”，谓非避事逃亡，而流宕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一百九十日罪止杖一百。即有官事已了，留住不归者，亦同浮浪之罪。若营求资财者，谓贸迁有无，远求利润；“及学宦者”，或负笈从师，或弃繻求仕，各遂其业：故并勿论。“阙赋役者，各依亡法”，谓因此不归，致阙赋役，各準逃亡之法，依状科罪：若全户者，罪止徒三年；非全户者，减二等。
　　如果整天无所事事，到处流浪，满十天就打十板子，最多可以打到一百大板。如果是为了游学读书、做生意挣钱等正经事，则是完全可以走遍天下的。但是，如果因为四海为家逃避赋役，就要按照逃亡处理了。
　　总之，你当然可以迁徙，但是，你必须办好户籍迁转手续，以便*府能顺利找你收税、服役。
　　6、天下分四大职业：士、农、工、商。读书、练武的为士人；肆力耕桑者为农民；手艺为生的为工人，杀猪酿酒做买卖的为商人。李林甫还特别强调：专门靠手艺、做生意的人家，才是工商业户，而家庭纺织工作及销售自产纺织品不算“工商”。
　　为什么要划分职业呢？因为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也是*府分配土地、征收赋税的依据。唐朝官员担任某一职务的期限一般是四年，而且禁止在家乡任职，禁止娶当地女人做老婆，这就是所谓的“回避”制度，*府会根据其任职地点分配其“职田”。工商业者，其谋生的手段与土地关系不大，也就不要来与农民争夺土地了；但是，工业和商业的税率也是有区别的。搞清职业了，*府才好分配土地、征收赋税。当今世界，不同行业，税率也是不一样的。
　　某些偏执学者，以“商”排士、农、工之后，作为古代重农抑商的依据，甚至因此编排出“儒家思想轻视商人”。倘若这一逻辑成立，那么，四方之东南西北，五经之《诗》、《书》、《礼》、《易》、《春秋》，排在最后的，岂不是最不值钱的？
　　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最晚西周时期就已存在。比如：
　　《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曰：“古者，立国家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荀子.王制篇》：“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可见，在先秦文献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排序。即便《春秋谷梁传》、《荀子》两个儒家经典文献中，排序也不一致。有的把商排在第二，有的还把士排在农的后面。至少，在儒家那里，四民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知什么时候，大家约定俗成，就以管子的说法为准了。
　　先秦时期，中国*府就有明确的职业划分，分工明确，这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
　　儒家“抑商”吗？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时，具体要抓好九个方面的工作，即所谓“九经”，其中之一便是“来百工则财用足”。这就是说，要想国家富裕财用充足，必须广泛吸引各方面的工匠，发展制造业。可见，孔子不是简单地“重商”，而是要从源头抓起。没有繁荣的制造业，光搞倒买倒卖，GDP的确很好看，社会财富有一文钱的增长么？这是哪门子的“重商”？
　　子贡是孔子最得意门生之一，位居“孔门十哲”。《孔子家语.六本》：
　　（子夏问）曰：“子贡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敏贤於丘。”
　　子夏问孔子：老师，你看子贡为人怎么样？孔子回答：他比我聪敏。
　　子贡一边跟着孔子读书，一边经商的大才子、大商人，成为后世“儒商”的祖师爷。
　　瞧不起“商”，岂不是侮辱子贡！侮辱子贡，岂不是在亵渎至圣先师孔子！
　　子贡的商业成就到底有多大？《史记.货殖列传》：
　　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子贡靠经商，富可敌国，出门则“结驷连骑”；他所到之处，国君主动分庭抗礼，即以对等的身份接待。司马迁以为，孔子能名扬天下，子贡功不可没。
　　顺带一问：欧洲何时出现国君与之“分庭抗礼”的文武兼备的大商人？
　　7、禁止商人做官，禁止官员经商，“使各专其业”，各自干好自己的本行。简单说就是，你若想发财，你就一心一意地干自己的工商业，不要想当官；你想当官，就别想经商发财，因为这是与民争利、从老百姓口中夺食的行为。是啊，如果官员同时是商人，边当官边做生意，什么好事都占着，连权钱交易都省了，老百姓还活不活？
　　是商人，想做官，可以啊，但是有条件：首先，必须停止你的生意；其次，你必须有做官必须的知识和才华，通过全国统一的考试。这一铁打的规矩，一直持续到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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