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看白癜风病最好的医院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这片蓝天，在九彩园19号的上空。
九彩园在福州北门附近，有两条分岔的小巷：九彩弄和内九彩巷，两个巷子一条往东南，一条往西南，但异途同归，都相接于同一条窄窄的小巷，这条巷子，现在叫外九彩巷，以前叫小古楼街，至于九彩园，以前其实叫韭菜园，后来陆续盖了民居，有人觉得“韭菜园”太土，于是把它改了名。不过，也有人觉得，还是“韭菜园”这三个名字更加质朴，当然，少女们不会去想这些毫无意义的事。少女复琼常常琢磨的是个很洋气的名字：圣约翰！
圣约翰是一所上海的大学，复琼没去过上海，也从未进过学校，但她常常想象着那所大学，校园里有位小伙子，虽然看不清他的模样，但复琼知道他是个暖男，他有个温暖的名字，还有个温暖的生肖，他叫恩润，属羊。
1任人宰割的小绵羊
属羊的恩润出生于大清光绪二十一年，那时，偌大的中国就象只小绵羊，任人宰割。
这年，论西历，是年，这年4月17日，因为甲午战争惨败，在日本一个以卖河豚闻名的料理店春帆楼，晚清重臣李鸿章父子耻辱签下《马关条约》，同意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附属各岛、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款两亿两白银，还给予许多特权。
消息传出，大清许多人深感天崩地陷！
就在签约当天，*机大臣翁同龢在日记里写道，他因台湾之事，连日与同僚争论，结果在皇帝面前也“不免愤激”，当天跟人谈话，谈着谈着，泪水鼻涕糊满面，“不觉涕泗横集也”。
第二天，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发电报到南京，希望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共同上奏，力争不割台湾，张之洞的幕僚、福州人郑孝胥则在这天的日记里写下，“闻之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第三天，台北的唐景崧再次发电报到南京，再次请求他视为座师的张之洞，上奏保台，电文激动写道，台湾一旦割出，“百万生灵如何处置？”，并表示，此例一开，外国难免有样学样，大清势必分崩离析，“铸此大错，曷胜痛哭”。
第四天，张之洞终于电奏朝廷，痛陈条约之弊，“倭约万分无理，地险、商利、饷利、兵权一朝夺尽，神人共愤，意在吞噬中国，非仅割占数地而已”，他的幕僚郑孝胥说，随着消息的扩散，负责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翰林院的官员，也纷纷上书，希望皇帝“翻约”！
随着消息进一步扩大，作为当时名士的江苏人张謇，也在4月30日得知了条约具体内容，向来写日记很简单的他，也在当天的日记里逐条记载了条约内容，并痛苦写到，条约一签，国家虽然幸存，但已成空架子，“条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2.蕞尔小国，不足为虑
对于割地赔款，大清君臣其实早有准备，毕竟那几十年跟外国打战后，几乎都要割地赔款，但这次所割之地、所赔之款空前之多，远超群臣意料，而且，居然还是向偏居东亚一角的“蕞尔小国”日本低头，这就让长期陶醉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大清君臣，很难接受。
实际上，无论国力、兵力，大清确实当时都比日本强，而且中国长期是文化输出国，历史上常有日本人组团来华学习，中国人则对日本不屑一顾，甚至蔑称日本人为野蛮而矮小的“倭”，很少有人深入了解日本，于是，根据零星资料和历史偏见，就形成了“信息茧房”。
所谓信息茧房，就是由于人们喜欢听自己喜欢的事，乐于和志趣相投的人交流，结果可能“作茧自缚”，只会听到自己喜欢的信息。根据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桑斯坦年的《信息乌托邦》，“信息茧房”容易导致“群体盲思”，就是说，即便决策者找很多人出主意、提建议，决策者能听到，或者说，能听进去的，最终还是和自己原本的倾向相一致的意见。
清朝当时最高决策层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母子，然后主要是李鸿章和翁同龢。在甲午开战前，主管大清*事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当时形式上已经归*给皇帝，而且正忙于筹办自己的六十寿典，态度模梭两可，而久经沙场又长期主持外交的李鸿章，则在中日正式宣战前一个月的年6月30日上书说，他指挥的大清最强海*“北洋水师”已多年没添新舰，战舰既少又破，目前只有8艘能战，而日本海*“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所以，“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但在翁同龢看来，那是推脱之辞，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蜷庐随笔》提到，翁同龢曾说，现在北洋部队正当强盛，“岂不堪一战耶？”，他的意见，就是皇帝的意见。
翁同龢是皇帝的师傅，皇帝从小听着翁同龢的教诲长大，自然也对师傅言听计从，翁同龢日记说，自己每次上奏，皇帝必定问他行不行，“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翁同龢主战，皇帝自然也“一意主战”，不仅如此，因为慈禧太后长期垂帘听*，皇帝一直像个傀儡，现在，他不想当“妈宝”了，怎么办？他想到的好办法，就是用一场能打赢的战争来树立权威！
甲午开战前，不仅翁同龢，甚至湘*领袖刘坤一也认为中国可以碾压日本，身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他，居然袖手旁观，迟迟没有规划江苏沿海防务。许多不谙*事也无外交经验的书生更是纷纷上书，希望赶快打起来，用李鸿章的话，“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而在一些“论者”的笔下，中国打日本，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例如，王伯恭提到，张謇就经常和同乡翁同龢讲，“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又如，臺灣大學李国祈教授《清末国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及日本的看法》说，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奏称“倭人所恃铁甲战舰，仅有大小二艘”，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更说，中国海*打日本海*，“直同儿戏”，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也说，“日本倾国兵数不当中国之一，又弱不经战”，以上种种描述，后来都被证明是胡说八道！
3.一塌糊涂
对于甲午这一战，日本其实已准备多年，例如，早在年，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就向日当局提交了《征讨清国策案》，对清朝内部弊端和具体实力进行详细分析，并希望日本*府立即开始准备，“时机到来，则（对清国）加以攻击”。
对清廷的陆*，小川的估计是万人，其中40万练*和勇兵战斗力比较强，但分布于各省，“由各省总督、巡抚分而辖之”，练兵方法各不相同，练兵办法，则是土洋结合，“半洋、半清式”，徒增混乱，将领有文官，有武官，但“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并且清朝交通设施很落后，即便邻省有事，也不易调兵，小川甚至还列出中国各地的防勇、练*具体兵力，最终得出的兵力总数，这是一份清廷自己也未掌握数据，说明他并非泛泛而谈，他还提到，中法越南战争（年12月-年4月）后，因为地方勇兵坐大，清廷为维护曾命各地“减少防勇人数，每年节省二三十万两，以充作训练八旗兵之费用”，小川认为，这种以弱易强的做法，反使清*实力“又有几分退步”，而且把钱发给朝廷直管的30万八旗兵和各地*镇管理的44万绿营兵，“恰如救助贫民”，因为，这些兵，“实乃有名无实之兵员”。
对清廷海*实力，小川的评估是：近年虽有进步，但真正实力不过是“虚势眩惑”。他表示，清朝海*数十只*舰中，“能够用于海战者，不过只有北洋之五只，南洋之四只”。
对清*的整体实力，小川认为，虽然清朝“频繁谋求扩张*备，但尚未达到杜绝百弊之源、布设铁路、采用义务兵役之日，决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就是说，他认为，清*有三大问题：一是弊病太多，二铁路不足，难以调兵，三、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士兵积极性不够。
小川还注意到，清朝年财*收入，虽然比日本多，但清朝作为人口大国，并且面积是日本的十倍，年财*收入，却不足日本的一倍，这反而说明，清朝财*极为困难，“（清国）拥有本邦十倍面积、人口之大国，其岁入不足本邦一倍，其财*困难可想而知”。
相比日本，大清对日本的了解，可谓一塌糊涂，即便李鸿章，也主要依赖驻日官员的汇报，而这些人缺乏情报搜集能力，往往误导视听，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也不例外。年，北洋水师访日，时任驻日公使李经方报告说，中国海*“兵威之盛，雄视东方”，所以，日本人“特有意修好”，事实是日本*府深受刺激，随后出台一系列了*备扩张措施。
4.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清廷不仅对日本所知甚少，内部也问题重重，就象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后来所总结，“中日搆兵，大势颇危，彼谋大举，蓄之一二十年，我国毫无预备，铅药全无”，然而，甲午开战前，在上下一片盲目乐观的舆论氛围中，皇帝甚至等不及详细筹划，年6月25日才命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备战，一个多月后的8月1日就仓促宣战，结果，很快就打破“落后就要挨打”定律，大清国力远超日本，结果惨败！
到9月17日，*海一战，亚洲排名第一的大清北洋水师，虽然重创了日本联合舰队，自己也元气大伤，包括英勇殉国的广东人邓世昌和福建人林永升、*建勋、林履中等，海*精英死伤一千多人，5艘*舰受损沉没，剩下的主力舰定远、镇远等，也伤痕累累，从此只好缩在辽东、山东等地海*基地，*海制海权拱手让给日本人。至于陆*，也很快节节败退，从主战场朝鲜半岛，退到大清皇帝的老家辽东，再退到山东半岛，到年2月，连山东半岛也丢了。眼看日*即将杀到北京，皇帝被迫低头，派遣75岁的李鸿章赴日求和，更让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前方节节败退，大清国内很多人还以为，清*所向披靡，连战连捷。
浙江人蒋梦麟回忆录《西潮?新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以为甲午战争是以大清全胜而告终，这样的认知，跟宣传有关。“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舰正在下沉……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
高丽，是当时中国人对朝鲜的称呼。至于蒋梦麟提到的“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的画片，可能就是这张“光绪甲午季秋”画的《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
这张中国民间版画，现存于大英图书馆，类似的画，大英图书馆还有几十张，例如，这张《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中，清*将领左宝贵端坐骏马之上，组织绑有利刃的狂牛直冲敌阵，日*有的瘫软在地，有的仓皇逃跑。这张《海*大胜图》题记写道，大清海*得胜后，前方“飞电传来，共相欣喜……他日水陆并进，不难一鼓荡平，倭逆之亡指日可待”。
甚至，清*海、陆两个战场都惨败，李鸿章被迫前往日本，而在这幅《迎迓李傅相》中，被民间画家描述成，李鸿章是应列强“恳请”，赴日议和，“中日失和已有一年，各埠生意清淡。故泰西诸国从中劝和，特来电音恳请傅相至东瀛议和。倭主派外务大臣伊藤引舆迎迓”，在画面上，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代表团成员个个毕恭毕敬，点头哈腰；以李鸿章为首的大清打表团成员，则人人昂首挺胸，气势凌人。前方失守，后方叫好，出现上述吊诡情形，一方面跟清*府的信息管控有关，另一方面是一些媒体有意媚俗。
5．鸡毛一地
按照上海《申报》说法，当时清廷勒令电报局不许向外界传递战事，“凡事之涉于争战者，一概不得为人传达”“除商报外，苟有涉中日事宜者，决不代递”，导致《申报》馆一开始真以为清*所向披靡，但参考英、日文媒体的报道，很快就意识到错误，并作出纠正。
但是，按照陈平原教授的研究，《申报》连续刊载清*战败消息，却被一些有着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指责为“助敌”，甚至有人自己出资，将自己耳闻的日*大败，“尸积如山，伤者无数”的假消息，以广告形式连续两天刊登在《申报》上，显然，这人深信这些都是真消息，为了满足这些“脑残粉”，与《申报》关系密切的《点石斋画报》始终报喜不报忧，一直嘲笑倭人蚍蜉撼大树，例如，清*从朝鲜半岛狼狈败退回辽东，时人*遵宪批评是“一夕狂驰三百里，敌*便渡鸭绿水”，《点石斋画报》里却是《倭人胆落》《倭败确情》等“爽图”。
有些报纸为了迎合读者，甚至专门造假，例如，《申报》竞争对手《新闻报》，就喜欢制造各种大清士绅喜闻乐见的假新闻，“主笔房日撰一论，昌言日*败绩，捏称清*胜局”，结果，就成了最受市场欢迎的报纸，往往不到中午，当天报纸就买完了，次日再印一次旧报纸，依然买精光，“各报贩易于脱售，未午即均已告罄。越日增印若干，而销数亦如之”。
面对那些毫无底线的对手，加上有读者责备“助敌”，《申报》和《点石斋画报》也只能努力“宠粉”，这两报老板都是英国商人美查，美查在中法越南战争（年12月-年4月）期间就总结出，中国读者喜欢买那些刊登爽文的报纸，为此，他还指示，多编清*“捷音”来挣钱，“不仅新闻，即《画报》亦从此可类推矣”，但是，因为《申报》的读者定位比较高，所以，还是有些新闻追求，持续报道清*败绩，在此基础上，也时常刻意给想读爽文的读者打鸡血，比如在报道清朝战败求和时，配发的评论却是歌颂皇帝，说皇帝心地仁慈才和日本议和，“不忍两国生灵屠戮之惨，故欲以玉帛化干戈”。
而《点石斋画报》读者定位比较低，就经常逞口舌之快，例如，《狗破倭阵》《番食倭肉》，甚至参照戏曲编故事，例如《别树一帜》说左宝贵战将*死在朝鲜平壤城下，夫人立志替夫报仇，于是毁家纾难，组织娘子*“驰赴前敌，誓灭倭虏，以报夫仇于地下”，这显然是戏曲《杨门女将》的桥段。对于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从《点石斋画报》年5月刊出的这张《赞成和局》注记来看，依然是丧事当喜事办：“日人无理，扰我中土，幸有李大傅相大度包容，重申和议，日方仍多要挟，赔款又割地。西方各国闻而不平，遂于四月十四日换约之期，俄、英、法、美各派兵舰赴烟台严阵以待，下午四时，各舰鸣炮为礼，日方知众努难犯，双方修改后，于子夜十分换约签字，中日和局遂成”，就是说，李鸿章“大度包容”，日本人却“多方要挟，赔款又割地”，这让西方列强也很气愤，“各派兵舰赴烟台严阵以待”，并“鸣炮为礼”，表示支持李鸿章，迫使“日方知众怒难犯”，同意签署和约。
6.卖国的“锅”
因为信息封锁，加上舆论误导，造成的一个重大后座力，就是战败议和的信息传出后，大清朝野上骂声一片，因为皇帝高高在上，骂皇帝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于是，大家纷纷把矛头对准朝廷执*大臣，尤其是李鸿章，毕竟他是北洋部队领袖，也是议和团的首席代表。
4月19日，国史馆官员叶昌炽在日记中愤怒写到，“国无以为国，谋国者之肉，其足食哉”，这种说法，还算比较客气，4月25日，山东巡抚李秉衡进呈《奏和议要挟过甚万难曲从折》，还附了《附李经方阴鸷险狠必贻朝廷之忧片》，怒骂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阴鸷险狠”，这显然是指桑骂槐，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官员，甚至直接上书大骂李鸿章本人，有的骂他“老悖糊涂”，有的骂他是“内奸”，说他“以洋人得功，遂终身以洋人为可师”，还有的说，日本之所以如此豪横，“皆李鸿章与之狼狈为奸也”。对于这些骂声，李鸿章也心知肚明。
实际上，李鸿章赴日之前，大清君臣都知道，如果不割地，和约议不成，但谁都不愿意背下卖国的“锅”，李鸿章临行前的2月25日，皇帝召见群臣，还大方表示把“商让土地之权”授予李鸿章，这意味着皇帝绝不背这口卖国“锅”。而正如李鸿章晚年所总结，自己的角色，就是给摇摇欲坠的大清，修修补补：“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现在既然无人愿意背上卖国的“锅”，他身为文华殿大学士，光绪朝名义上的第一大臣，也只能硬着头皮背上这口锅，也因此，《马关条约》签约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坐船回国，并发誓从此不再踏上日本国土。
7.“废约”成泡影
按照约定，条约除了两国代表签字，还需要皇帝的批准才能生效，而在皇帝批准《马关条约》前，全国上下，大江南北，许多人也纷纷上书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废约决战”。
实际上，签约之前，条约大概内容已不胫而走，4月15日，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从台北电《奏我若坚持与战日必溃败电》，希望别签约，继续抗战。正在山海关督办*务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得知也于16日决然电奏，反对和约，认为赔款又割地，条件太苛刻，如果迁就，后果不堪设想，“辽、台并失，南北皆危，并恐各国从此生心，后患不堪设想”。
4月18日，就是《马关签约》第二天，刘坤一又代下属丁槐电奏，请停和议，并求面见皇帝。皇帝则谕示“丁槐毋庸来京陛见”，并直接让刘坤一放假十天，到天津调理。同一天，山东巡抚李秉衡呈进《奏割地之事于天下之事于天下大局不堪设想电》，认为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澎诸岛，后果不堪设想，21日又上《奏议和条约尚须斟酌谨披沥愚忱折》，25日再上《和议要挟过甚万难曲从折》。唐景崧更是反复上奏，是各地总督、巡抚中电奏次数最多者，据他所说，截止四月初五，也就是4月29日，“七次沥奏，并代台民两次泣奏，又两次电总署”，毕竟，台湾能不能保得住，不仅关系到国家的荣辱，也关系到他个人的仕途。
至于在台士绅，则以工部候补主事、进士丘逢甲为首，联名写下血书给唐景崧，数次表示将誓死守卫家乡。4月28日，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等5名在京台湾士人还联名写了《请严办李鸿章父子迁都拒和折》，请都察院将呈文代奏给皇帝，要求严办李鸿章父子，并表达了台湾同胞强烈反对割台的决心，“台地*民必能舍死忘生，为国家效命！”
那么如何决战呢？有的人认为，换个统帅就好了，“前敌将士，非不能战，过去之失，在统帅非人，又赏罚不严之故”，还有人认为，一时打不赢，就打持久战，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资源、潜力远在日本之上，如果全国齐心，跟日本死扛，肯定能拖到胜利的那一天，这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看法，4月27日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谭继洵就上奏《请迁都西安抗战必能取胜电》，4月30日，广西巡抚张联桂奏《请坚持抗倭必能取胜电》等等。为此，5月2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多名各省举人，以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前往都察院，请都察院把他们联名的《上今上皇帝书》转呈皇帝，希望皇帝能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但被都察院拒收，举人们于是大闹一场，这一事件，史称“公车上书”。当然，对于朝廷来说，这不过是书生们的一场胡闹而已，也就是在这天，皇帝盖上自己的玺章，批准和约，当天，盛宣怀致电张之洞等人：“和约已奉旨批准”，至此，“废约”成为泡影。
8.为何不打持久战？
首先，当然是兵力有问题，就象年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所分析的哪样，大清虽然部队很多，但能打战的不多，最精锐的北洋部队已损失惨重。
第二，山东、辽东已失守，北京门户洞开，要打持久战，必须迁都，但清朝是“家天下”，按照清朝官方哲学，国家不是人民的，而是皇帝的，都城是“首善之区”，是君权的象征，国家安定的标志，如果迁都，社会容易动荡，各地容易形成割据*权，到时大清就会变成偏居一方的小国，而在大清以前，很多大一统的*权，变成小国后，很快就消亡，比如，元朝幅员曾经空前广阔，但明朝初年，变成小国后，就被明*打得落花流水，明朝也是如此，尽管在清初，明朝皇族名义上还拥有一些割据*权，但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被清朝吞并。
当然，我国历史上也有些大国变小国后，国祚又持续上百年，这些国家往往是都城从北方迁往南方，例如东晋、南宋，主要原因是南方比较富庶，才有办法供应庞大的宫廷人马和官僚队伍，明清时期，江南甚至是中央的主要粮源和财源，清朝都城北京尽管地处华北平原，到处是农田，但没有江南供应的粮食和财富，难以为继，而甲午战争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江南粮食无法及时运到朝鲜和东北前线。所以，大清如果迁都西安，庞大的官僚队伍恐怕很快会面临无粮可吃，无钱可用的局面。那么，迁到江南呢？从郑孝胥的日记来看，确实也有人这么提议，但无论两江总督刘坤一，还是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都不置可否。
第三，我国历朝历代，建国初期，君臣往往会奋发有为，清廉执*，但随着时间推移，难免有大规模的懒*和腐败，失去人心，这也是旧*权偏居一方后，难以持久的重要原因，而大清此时已经立国二百多年，官场效率和清廉程度早已饱受诟病，经济也进入萧条期。
最关键的是，清朝统治民族是满洲，满人老家在辽东，大清顺治元年（年），作为满人领袖的清朝皇帝迁都北京，开始统治全中国后，也一直把满人作为维护统治的主要力量，并且在官位、收入等许多方面给满人优待，但清朝国民大多是汉人，税收也主要来自汉人，在清朝汉人心中，满人是蛮族，也是剥削者，而清朝皇帝为维护“家天下”，也长期采用高压*策压制汉人，所以，汉人社会一直存在“反清”思潮，时不时就爆发大小叛乱。小川认为，这就是清朝最致命的问题，因为，“国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国内富饶，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而“今日清国之人民”普遍缺乏国家认同感，“不知爱国为何物”。
要解决这个问题，小川认为，清朝要象日本那样实行共和体制，那么，人民即便不忠君，至少能爱国，国家有事，人民也会奋不顾身，“清国若为纯然之共和*治，即便缺乏忠君精神，但有富于爱国精神之义勇，在一朝有事之际，人心亦可以奋然于此”，但是，清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长期实行愚民*策，导致人民“乃无智愚昧之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如果正式迁都，虽然各地一定有人坚持抗战，但不一定会跟大清皇帝一起抗战，换句话说，大清可能很快就灭亡了。那么，如果不迁都，有没有办法打久战呢？《马关条约》签定前，清廷也考虑过再战的问题，还征求了刘坤一和王文韶的意见。
刘坤一当时正以钦差大臣身份，坐镇山海关前线，王文韶则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身份坐镇天津，两人奉旨后，找到两地之间的唐山会谈，然后各自复电朝廷。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说，刘坤一复电“宜战不宜和”，并称“诸将一闻和约，义愤填胸，皆欲一决死战”，王文韶则复电：“臣在津言津，如提督聂士成、总兵吴宏洛、章高元、陈凤楼等声气联络，必可一战”，至于其他部队情况，“臣实不敢臆断”。他还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现在事可胜不可败，势成孤注，与未经议约以前情形，又自不同”，就是说，他不反对毁约求战，但如果不能取胜，后果会更严重，至于能否取胜，他不置可否。最后，他笔锋一转，又请朝廷自己决定是和还是战，“事关全局安危，应请饬下*机大臣、督办*务处、总理衙门，通盘筹议，请旨定夺”。晚清笔记说，王文韶为人圆滑，外号“琉璃蛋”，这次奏复可见一斑，虽然通篇没有一个“和”字，但显然，他倾向求和。实际上，在那种情势下，视死如归，值得夸赞，但在一败再败的情况下，是否再冒险，确实值得深思。
9.可否让台湾民众死守？
除了考虑是否废约再战，朝廷也考虑过是否让台湾民众死守的问题，翁同龢年4月23日就写到，论及台湾死守之事，皇帝私下也愤然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但最终只是发发脾气，不了了之，毕竟“台抗京危”，台湾不割，北京危险，皇帝为了自己着想，只能放弃台湾，于是压力又到台湾地方*府一把手唐景崧身上。
实际上，这次割地，最感讶异的就是包括唐景崧在内的台湾官民，因为这次主战场不在台湾，并且，日本图谋了台湾十多年，但一直久攻不下，现在索要台、澎诸岛，毫无理由！不仅如此，马关谈判前，日本虽然打算任意勒索大清，但日本陆*也只想割走辽东半岛，因为那里流下了不少陆*的鲜血，而且获得辽东半岛，可以直扼大清*府中心北京的咽喉，还可以抚朝鲜之背，确保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日本海*则想要台湾、澎湖诸岛，理由是台湾地处日本和东南亚往来的要冲，是“东洋的安全保障”，对日本的安全，不可或缺，而且占领台、澎诸岛，也能当作“图南飞石”，作为日本向东南亚扩张的踏脚石，至于辽东半岛，日本海*方面主张，可以先让大清划给朝鲜，等到时机成熟，再划给日本不迟。就是说，日本方面原本并不指望全取辽东半岛和台、澎诸岛！
从大清代表团的纪录来看，当年4月，日方索要台湾时，李鸿章也十分讶异：“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则回应，“阁下似乎说，未占领之土地，即无要求割让之理，贵国何以将东西伯利亚割让给俄国？”，李鸿章说：“将东西伯利亚割让与俄国，并非战争之结果”，伊藤博文则傲慢回答，“割取台湾，在和谈上亦为合理之要求”。据说，伊藤博文还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说“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命令一下，七十艘运送船搭载大*，轴轳相接直往战地。如此，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
最终，李鸿章父子在清示皇帝后，还是同意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澎诸岛。就象最后一谈判前的4月14日，李鸿章的大管家、津海关道盛宣怀致电署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江苏巡抚奎俊、护理广东巡抚马丕瑶、浙江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德馨等人说，李鸿章来电，要保北京，只能如此，“相傅来电，和议明日会晤即定，欲保京师不得不尔”。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台湾，无论李鸿章邻导的北洋系官员，还是朝廷，都靠不住，唐景崧只好接连发电到南京，希望张之洞联络欧美列强，请外国人出面干预，挽回惨局。
10．改革成为新共识
列强大多袖手旁观，只有俄国、德国和法国最为积极，准备干预，但也是心怀*胎，他们只想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因为他们早把辽东半岛视为囊中之物，怎能给日本呢？不过，无论如何，在这三国联合“劝告”，并把*舰开到日本海附近的情况下，事件有了转机。
5月4日，日本被迫宣布放弃辽东半岛，但要大清再付3千万两白银，加上之前答应的赔款和驻*费用，大清总共要给日本2.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大清3年财*收入、日本4.5年财*收入。随后在8日，两国代表在山东交换了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而面对群情汹涌，一向被天下臣民所仰望的皇帝，也在11日发布了一道谕旨说，自己也是万不得已才批准条约，毕竟去年是仓促开战，兵是新兵，将也不够，乌合之众，凑在一起，导致“战无一胜”，希望天下臣民能够共同体谅他的难处，并强调他会痛除积弊，推行改革。皇帝竟然如此无奈，自然令臣民备感震惊，震惊之余，救国，也迅速成为朝野共识，至于办法，也有大体共识，这就是聚财、练兵！也就是一手抓财*增收，一手抓*队改革。
聚财，练兵，其实就是我国二千多年来的老思路：富国、强兵，为了富国，可以任意搜刮民财，为了强兵，要不计成本投入。但是，甲午战争前，大清的国力、兵力都强于日本，还是输了，而且经过近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战事和赔款，已经搜刮不到多少民财，能当兵的青壮年也大量减少，更何况，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缺少先进*火，同样打不赢战。
显然，光靠老办法，没用！于是，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的两个办法又不断被强调：一是“实业救国”，大力发展工商业，增加公、私财源；二是引进西方科技，实际上，日本能战胜大清的重要原因，就是从年“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学习和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和制度，而大清虽然自年正式开启“洋务运动”以来，也不断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但因为长期是东亚地区的文化输出国，中国人对于本国道德文章有着根深蒂固的自信，因此，一直坚持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甚至，“西学中源”在甲午战争前还大有市场。
11．从“西学中源”到“西法中用”
所谓“西学中源”，就是但凡西方的科技文化，中国读书人都能牵强附会为源于中国。
例如，明代晚期，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后，江西人熊明遇居然以多年前的古籍《国语》中的片言只语，附会出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远古时期，“重黎子孙窜乎西域，故今天官之学，裔土有耑门”，清朝康熙皇帝为安抚汉人，也提出：“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安徽人梅文鼎还煞有介事作了论证，这让山西人安清翘非常不以为然，他不仅反驳了梅文鼎，还指出，即便西法源于中国远古时期，但之后中西各自经历了数千年独立发展，如此再说“西学中源”还有意思吗？所谓“西学中源”，只是大家觉得咱们中国天文学不如“西法之密”，出于眼红或者自卑，而胡说八道。
不过，安清翘反驳“西学中源”，并非希望大家正视西学的先进性，而是觉得这玷污了中国古人，“每执新说以诋諆古人”，他认为，中西方学术虽然各有所长，但西学不出中学之外，西法也不如中法，“西法异于中法者既不若中法之善，而西法之善者又不出中法之外”，既然如此，自然不必再提“西学中源”说！
但道光二十年（）以来，数次中外战争的失败，迫使不少人认识到西方技术的强大，主张进一步引进“西法”，例如，魏源《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由于当时主流社会对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仍有充分自信，晚清那些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们，想到一个变通方法：“中体西用”，也就是在坚持传统道德文章的基础上，引进西方科技，例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薛福成《筹洋刍议》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尤其《筹洋刍议》，因为得到李鸿章的赞赏，并被分发给官员传读，更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理论读本。
“中体西用”自然是个温和的社会改良办法，提出这种办法的背后，应当有减少舆论压力的因素，即便如此，因为制度、文化、官场腐败等因素，洋务运动的过程也一直磕磕绊绊，清朝虽然也引进了许多外国技术人员，创办了福建船*局等一大批近代化工商业，但大清最终不仅没有像当时的沙俄、日本那样，完成漂亮转型，到年9月15日的甲午海战中，只用了5个多小时，作为洋务运动最高成果的“北洋水师”就近乎全失，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也直接宣告破产，这不仅颠覆“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也进一步动摇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治、经济制度的自信心，迫使更多中国人承认，必须向欧美、日本学习。
12．坚持旧制度的变革
改革，虽然是朝野普遍看法，但改革的路径，主流舆论还是倾向于用“西法”，而非学“西学”。比如，就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翰林院掌院学士、宗室麟书向皇帝呈进江苏人冯煦的《自强四端》，冯煦明确提出必须行实*、求人才、经国用、恤民生，但也坚持，*治制度不能改，甚至也不能发展工、商业，他批评“开议院也，理商务也，兴工*”是“举数千年先王相传之法，一扫而灭之，唯西洋是效”。年7月27日，护理广东巡抚马丕瑶也上书“十策”，虽然，他提出了许多开明的建议，比如广开报馆，使人民可以知道“各国新闻”，而且还能实行舆论监督，“使内外臣工，群畏清议，贪酷之风，赖以稍戢”，但摆在第一的是“圣学宜懋修”，也就是在坚持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
即便是用“西法”，当时整个中国四亿人，也找不出几个懂得“西法”的人才。这年7月5日，他颁发上谕说，“为*之要，首在得人……当兹时事多艰，尤应遴选真才”，要求臣工举荐通达中外的实用型人才，结果，应者寥寥。将近一年后的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说，皇帝去年降诏求才，原本以为“豪杰云集”，结果大失所望，问题就在于教育，他表示，近20年来，虽然各地遍设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等新式学校等，但收效不大，原因有五：
1、那些学校只教西方语言，不教“治国之道，富强之原”内容，说到底只是语言学校；
2、格致（物理、化学）和制造等新学科，专业性极强，但现在除了湖北学堂外，都不分专业培养人，自然沦为空谈；
3、只让学生死读书，无法给学生提供试验、游历、察勘等机会；
4、参加传统的“科举”，将来能当官，有富贵，而新式学堂的学生没有好出路，自然无法激励优秀子弟学新学；
5、新式学堂太少，学生也太少，而且功课不精，成就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因此，李端棻郑重提出，在北京设“官书局”，编译新学资料给学习者，更重要的是，各地要遍设新式学堂，开设外文、算学、格致和外国历史等课程，培养新型人才。
李端棻建议，学堂分三级，最高级的是京师大学堂，然后是省学，之后是府州县的学堂。那么，办学的钱那里来？“今国家正患贫，何处筹此巨款？”，他表示，各省府州县都有传统的书院，可以让各地各拿出一所书院，改造成兼习中、西学的学堂，书院原本就有民众自筹的“公款”，改成新学堂后，如果不足，再拔官款补助，至于京师大学堂，不宜因陋就简，还是得由财*出钱，每年拔十余万银子就好了，这么大的中国，也不缺这十来万。
这个折子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讨论补充后，8月11日得到皇帝的批准，结果，还是夭折了，原因是恭亲王奕?等官员表示经费困难，皇帝只好同意，搁置京师大学堂的筹办。有了这种榜样，各地新学堂筹设情况自然也不理想。改革又成空谈。至于皇帝心心念念要举办的京师大学堂，则是年，大清开启“戊戌变法”后才开办起来。不过，在此期间，有些人还是各显神通办了些新学校，比如陈璧创办的苍霞精舍，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等。
13．科举和新学堂
盛宣怀是江苏武进人，他曾亲自创办或主管着众多工矿、交通企业，在此过程中，他也深刻认识到，传统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于经济建设几乎毫无用处。
科举是一种学校育人、考试选人、国家用人的制度。这种制度始于我国隋朝大业元年（），按照这种制度，普通人熟读诗书，通过县试，成为县学的“生员”后，就变为士大夫，能够享受减免税役、见县官不拜等特权，生员再经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各级淘汰性的官方考试，竞争到举人、贡士、进士等“功名“，就能获得做官资格。
古代官员地位崇高，权力巨大，靠着权力，可以“为民作主”，也可以捞钱，而宋代以后，汉人当官基本途径就是科举，因此，考科举、当“人上人”是很多人的毕生追求。
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埋头苦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熟悉诗词歌赋，对于实务，却往往茫然无知，等他们好不容易历练出来，又因为自小所学都是古书，常常因循守旧，就象当时日本*治家伊藤博文所说，“中国执权大臣，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对此，从年开始就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和商务的盛宣怀心知肚明，但也无能为力。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安徽人李鸿章作为丧权辱国的替罪羊，被解除了当了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职务，由浙江人王文韶正式接任。当年9月19日，时任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的盛宣怀借着改革氛围，向王文韶申请设立“天津中西学学堂”，希望培养会外语、懂技术、能管理的实务型人才，9月30日，为人圆滑的王文韶改了几个字，就以《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转呈皇帝，皇帝也很滑头，10月2日朱批“该衙门知道”，根据这个批示，盛宣怀很快就开办了北洋西学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洋大学堂”，这也是我国第一所官办大学，办学经费全由官方提供。
大概与此同时，盛宣怀也筹划在上海创设南洋公学，到年10月31日，他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陈述了陈兵、理财、育才三大*，并请求采纳李端棻的建议，广设学堂，按照这份奏折中所附的《请设学堂片》，北洋学堂除了有中国教员，还的洋教员，“分教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诸学“，接下来，他希望南洋公学的也参照北洋学堂的方法办学，并表示“本年春间，又在上海捐购基地，筹款议建南洋公学”，皇帝11月5日批复，“著*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妥议具奏”，12月6日，皇帝批示，“育才为当今务急，节经谕令各直省，添设学堂，实力举办”，并表示，要在北京和上海设两所大学堂，经费都由国家财*核拔，但依靠财*，并不靠谱，在北京的京师大学堂，一时之间就办不起来，南洋公学则由盛宣怀采取“官办民助”的变通方式，经费主要由盛宣怀所管的民办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和官办的中国电报总局捐助，这才于年开办起来。
14．实业救国和苍霞精舍
与北洋大学堂的经费靠财*，南洋公学的官办民助不同，福州苍霞精舍则完全是私立。
苍霞精舍主要创办人陈璧，是进士出身，长期在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担任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给事中和监察御史属于“言官”，职责是找问题、提建议，但世间之事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找问题容易，提建议难，就象伊藤博文所说，大清一遇危机，就想改革，改革稍有成果，言官们就又跳出来瞎批评，导致执*大臣只好因循苟安，不敢轻举妄动，“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陈璧属于会找问题，也会提建议，并且能动手的优秀言官。年，43岁的陈璧回闽候南通老家奔丧，本来奔丧期间属于休假，但他看见造船的福建船*局不景气，多次上奏朝廷，建议用船*局设备开矿、造钱、发展运输……这些主张先后被采纳，对促进福建船*局发展和增加财*收入，起到重要作用。
为实现“实业救国”理想，陈璧还和进士陈宝琛、举人孙葆瑨和林纾，以及力钧等乡绅，在福州城外苍霞洲的林纾旧居创设苍霞精舍，这所学堂，听名字象传统书院，主要课程也是科举必读经典，但其实是“洋学堂”，这所学堂不仅还开设了外文和算术等新课程，后来又分设铁路管理速成班（分英文班和法文班）、土木、电气完全科等班，并邀请不少美国人或者留美学人当教师，在创办两年后的年，学堂迁到城内乌山北麓后，甚至直接改名“绅设中西学堂”，强调这是一所私立涉外学校。这些办学思路，后来又被陈璧搬到北京。
15.戊戌年的告别
所谓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当陈璧在偏居东南的福州，慢慢进行他的教育改革实践时，北京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年6月11日，27岁的光绪皇帝颁布的《定国是诏》，正式开始了“戊戌变法”。
虽然，这次改革还是坚持中体西用，皇帝声称“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但皇帝打算走得更远一些，他不仅重用了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并开放言论，允许报纸“指陈利弊”，做好舆论监督工作，而改革的首要大事，就是教育体制改革，皇帝明确指出，要将开办京师大学堂作为改革的首件大事来办，随后还下令要求全国遍设新学堂，把书院、祠庙、义学、社学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并且釜底抽薪，直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迫使想当官的读书人，必须学西学。
这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守旧派大臣看在眼里，怕在心里。所谓不换思想就换人，守旧派大臣既然无法改变自己的思想，那么，他们要么等着皇帝把他们换下，要么干脆换掉皇帝，最终，他们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换了皇帝！“戊戌变法”只持续了天，就落了个皇帝被囚，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的下场，梁启超等人则流亡海外，晚清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治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仓促结束，但这也给后来清末重臣的陈璧，进一步发挥空间。
陈璧是年回北京销假，继续当监察御史，这年，北京也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曾在这所学堂学习的梁漱溟回忆说，这所学堂“是一位福建陈先生创办的，名曰‘中西小学堂’……大约当时系因其既念中文，又念英文之故”。梁漱溟是7岁入读这所学堂，但第二年，就不敢念英文了，因为，“这年闹‘义和团’——后来被称为拳匪——专杀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书之人。我们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当时课本）一齐烧毁”。
16．改革又成新共识！
义和团是华北一系列秘密民间会社的总称。当时因为经济凋敝，传统社会秩序崩盘，加上天灾频仍，底层民众人心惶惶，为了互帮互助，各种社团纷起，但清廷严禁民间组团结社，义和团屡遭镇压，而义和团不仅和朝廷对抗，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因素，也常和西方人发生冲突，慢慢形成了仇外思想，这种思想最终被朝廷所利用，在守旧势力支持下，义和团杀了许多洋人，还虐杀了许多所谓“崇洋媚外”的中国人，由于他们一时“胜利”，年6月21日，清廷竟然同时向11国宣战，洋人则组织八国联*杀向北京，然而，8月16日，北京沦于敌手之际，大清一把手慈禧太后却扔下百姓，仓皇逃往陕西西安，史称“庚子之变”。
庚子之变中，北京在“联*既入，官吏尽走”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福建人陈璧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北京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监察区，合称五城，每城各设察院，长官称巡城御史，由中央的都察院派人担任，陈璧时任巡城中城御史，清代国史馆所修《清史列传》说他，“独衣冠乘马出巡，手缮示谕安民密书”，努力安抚民心，后来还多方和洋人交涉，并联合同僚电请被贬到广东的李鸿章回京主持“和局”。“和局”的一个重要代价，又是赔款。
根据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要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约9.8亿两，再加上还没有付清的甲午战争赔款等债务，大清面临着巨大财*压力，朝廷不得不面对现实：必须改革、必须改革！
由于根据《辛丑条约》有关惩办“首祸诸臣”的要求，这时，清廷也清除了很多守旧派大臣，因而，这年也启动了“辛丑新*”，这次新*其实是“戊戌变法”的延续，一个重要内容还是兴办新式学堂，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庚子之变后，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
这次，北京的教育改革，终于走在全国前头，就在签订《辛丑条约》的七月，陈璧正式升任太仆寺少卿兼顺天府尹，上任当月，他就奏请在顺天府学试办“西文东文学堂”。
17．顺天府学
顺天府是清廷“首府”。清朝地方*权基本体制是以省领府，以府领县，顺天府当时共领24州县，其中，大兴和宛平县是“京县”，分管北京城的东西两半，所谓头大脖子就粗，北京城里的皇帝是全国最大领导，京县长官官阶也比一般知县高两级，顺天府也是如此。
大清官阶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共18级，知县一般正七品，而京县知县是正六品，作为顺天府尹按例正三品，比京外各府的长官“知府”高两到三级。不仅如此，顺天府地盘属于直隶省，但顺天府尹跟各省督、抚相似，一向由中央直接指挥，直隶总督根本管不着。
所以，顺天府尹通常由深获最高层信任之人担任，陈璧能任此职，可见他在当时大清一把手慈禧太后心中的地位，这也是他未来大展手脚的重要基础。不过，大清凡事讲究循序渐进，陈璧之前只是监察御史，官阶是正五品，尽管表现优异，朝廷也不能让他破两格升正三品，于是给他个从四品的中央太仆寺少卿，再让他兼任北京最高地方长官，勉强算有个交待。
按照大清惯例，各府、州、县、厅应当设府学、州学、县学、厅学，但京师首县不设学校，“生员”统一划拉到位于今天北京府学胡同的顺天府学。顺天府学校园宽敞，建筑宏伟，但老师不多，按例只设儒学教授一人，训导四人，至于学生，大概不超过名，他们大致分三类：一类是廪膳生员，简称廪生，每人每月可得补助米六斗，这种学生，按例是府学40名、州学30名、县学20名，作为朝廷首府的顺天府有60名。二类是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也就是扩招的生员，名额和廪生一样。三类是附学生员，简称附生，不限名额，但考虑到教学人员有限，名额也不会太多，他们和增生一样，都没有生活补助，但按明朝嘉靖二十四年（）《优免则例》颁布后的定例，增生、附生和廪生都能享受减免赋役的优惠，入学后，只要在岁考中排名前列，如果廪生有空缺，可由增生补上，增生的名额再附生补上。
当时府县学以及中央的国子监，学生学习的目标是当官，学习内容主要是*治伦理，核心是“秩序”，而这种秩序的核心是“服从”：孩子服从父母，妻子服从老公，百姓服从官员，所有人服从皇帝，这种思想容易导致因循守旧，但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因此获得推广。所以，就象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所观察：因为办学方针、目标、内容，中国古代学校注定不能发展为容纳数学、自然科学、地理学等综合多学科教育的学校。
实际上，虽然这年八月初八，朝廷就同意陈璧在顺天府学办“西文东文学堂”，但由于科举还没有完全废除，在府学办“洋学堂”自然会遇到巨大阻力，因此，这所学堂迟迟没开办，反而“五城学堂”先开了学。
18．顺天府的示范
五城学堂早在“戊戌变法”时候就筹办，也因为“戊戌变法”的夭折而夭折，到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上谕说，各地应当赶紧设立中小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陈璧一看大喜，赶紧响应号召，和五城察院协商后，于九月二十日进奏说，北京应当先办中学堂，给各省作示范，“方今时势多艰，需才孔亟，京师为首善之区，尤当先行举办，为各省倡前。经本尹堂和本院会同具奏，就琉璃厂北后铁厂义塾旧址开办五城学堂”，这道奏折很快得到批准。年初，五城学堂正式开学：“照得本学堂谨择正月十五日入学，二十五日开学”，不久，《钦定学堂章程》公布，当年5月7日，陈璧又向朝廷申请，把五城学堂整合为五城中学堂，“并以南邻琉璃废窑拨充校址”。
五城中学堂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福州人，例如监督沈瑜庆，提调卓孝复、李毓芬。陈璧还特地保举当初和陈璧一起创办福州苍霞精舍的林纾（琴南）为五城中学堂汉文总教习，陈璧保荐奏折说：“福建省举人、候选教谕林纾，学优品粹，守正不阿，于中外*治学术，皆能贯彻，在福州主讲苍霞学舍，在杭州主讲东文学舍多年，力辟邪说，感化尤多，堪以聘充汉文总教习”，英文总教习是福州人严复的得意门生、天津人王劭廉。
至于陈璧要办的“西文东文学堂”，也在年初正式开学，定名为顺天中学堂，地点在地安门外的兵将局旧址，这里是户部在使用，但陈璧提出，这里屋舍多，大堂小，当官衙很拥挤，办学校刚刚好，“体制无处不足”，而且离顺天府衙门非常近，他可以经常到这里督导教学工作，这些理由，在户部看来，当然是胡说八道，迟迟不搬，但陈璧是朝廷红人，办学堂又是响应中央号召，朝廷当然也支持，户部和顺天府两方拉锯之后，最终，顺天府赢了。
顺天中学堂英文总教习也是王劭廉，汉文总教习则是福建人陈鸿章。年毕业于这所学堂的梁漱溟说，“此虽不是北京最先成立的一间中学，却是与那最先成立的‘五城中学堂’为兄弟者。‘五城’指北京的城市；‘顺天’指顺天府（京兆）。福建人陈璧，先为五城御史，创五城中学；后为顺天府尹，又设顺天中学”，当然，这所学堂办学宗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教授传统文献的同时再教些外文和算术，不过与以前因循守旧，强调惟命是从的教育相比，新式学堂还是能让孩子对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国家，有了全新的思考，梁漱溟后来回忆说，自己从十四岁那年，入读顺天中学堂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19.中国公学，上海的新式教育砌了一块砖！
后来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是年，这年，后来同样成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的安徽人胡适，也考入刚创办不久的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的诞生，是因为前一年，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要求中国学生必须持有清廷驻日公使介绍信才能在日本上学，中国留学生住所必须受日方管束等等，对此，留日中国学生展开大规模反对运动，抗议日本*府剥夺了留学自由，中国同盟会会员、湖南人陈天华甚至在日本东京蹈海自杀，随后，留日学生纷纷回国，为安置他们，在各方支持下，年3月4日，中国公学在上海北四川路租房开学，但不久就陷入了经济困境，学校干事姚弘业愤然蹈江自尽，震惊海内外，随后，各地官、商、学界纷纷起而援助中国公学，这其中，当初得知《马关条约》签约后，在日记里写下“闻之心胆欲腐”的福州人郑孝胥，起到重要作用，他不仅协助筹设中国公学，后来还从两江总督端方那里争取到每月两银子的经费，可以说，福建人为北京的新式教育砌了一块砖，也为上海的新式教育砌了一块砖！
根据端方所派，年3月，郑孝胥出任中国公学监督（校长），也就在这年，中国公学创办人之一、“鉴湖女侠”秋瑾被杀于浙江绍兴轩亭口，年仅31岁。
20.为了理想，一往无前
秋瑾的娘家是浙江山阴（今绍兴）“望族”，明清所谓“望族”，主要是科举人才辈出的家族，就象清代陆以湉评论浙江海宁许氏说“数来族望，寰宇能有几家？问到科名，榜上视为故物”，山阴秋氏也是如此，秋瑾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中过举人当过官。
作为望族闺女，秋瑾自幼熟读诗词，还会骑马击剑，可以说文武双全，但那时，社会讲究“三从四德”，要求女子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注意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些要求，简单来说，就是让女子从生到死都是男子，甚至是家族的附属品，女生只要逆来顺受，做个贤妻良母，就算成功。秋瑾长大后，就由父亲许配给湖南富商之子王廷钧，两人婚后生了一男一女，王廷钧还捐钱买了京官，在外人看来，家庭幸福美满。
不过，自幼随祖父、父亲，以及后来随丈夫宦游四方的秋瑾，不想只当个贤妻良母，困守闺房，“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闭深闺莫奈何”，她想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她也这么做了！
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第二年，曾短暂归国，随后再赴日本，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学习期间，她意识到，妇女解放和国家兴亡息息相关，“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为此，她发表了《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等大量文章，呼吁中国妇女，“当初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兴师问罪”，而妇女要解放，关键靠自己，要做到这点，关键是妇女要有文化，“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
年，秋瑾因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愤而回国，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并在绍兴女学堂等地上班，并且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筹设《中国女报》和推翻帝制的行动中，为了筹措经费，这年秋冬之间，她还回了一趟湖南夫家，随后诀别家人，为了理想，一往无前。
理想似乎离她越来越近，年1月14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北四川路正式发行了，计划在安徽、浙江同时发动的反清起义，筹备工作似乎也很顺利，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年7月13日，起义之事泄露，秋瑾被捕，于7月15日凌晨从容就义，而《中国女报》也因为她的离开，只发行了两期，就夭折了！据说，她就义前，还留下了7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字里行间，真的是充满惆怅、充满悲凉，也充满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
秋瑾是浙江人，但生于福建，在她就义的那年夏天，在福建，有个姓查的浙江女子，也撒手人间，她和秋瑾一样，也是出身于诗礼之家，但选择的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21.从查十六小姐到邹十四少奶
这位查姓女子，婚前在家里的同辈中，排行第十六，娘家人称她“十六小姐”，婚后因为老公在兄弟中排行第十四，婆家人称她“十四少奶”，后来老公做官，人们就称她“太太”。
这位太太娘家是浙江海宁望族，她善于女红针线，也能够识文断字，在那个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她甚至能看下长篇章回小说，还常常把内容讲给女仆妹仔听，她的儿子邹恩润的回忆说，“她讲得媚媚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销。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在他心中，母亲不仅有才华，还有活泼、欢悦、柔和、青春的美，“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恩润写下这些，是在年，在那时的人们心中，女性不仅仅只是贤妻良母，她首先应当是个“人”，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可以在社会上一展才华，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然而，在他母亲的时代，作为一个普通女子，她只能困守闺房，忙于女红针线，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我也觉得，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但感叹归感叹，往事不可追，那时，母亲已经离开他29年，“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
他的母亲去世时，才29岁。虽然，在她的时代，从大户人家小姐变为少奶、太太，算是嫁得好，但她嫁到邹家14年，真正过上幸福快乐的“少奶奶”日子，大概只有三四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节衣缩食，艰困度日，苦日子跟丈夫有关，好日子，则跟公公邹舒宇有关。
22.候补官
邹舒宇是江西的一个穷苦农家子弟，正所谓“朝为田舍朗，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为了改变命运，他自小饱读诗书，准备考科举当官，但一考再考，一直只是“生员”，不过，按照大清惯例，各省学*可以从生员中选出优秀人才，作为“拔贡生”，送到北京紫禁城保和殿参加皇帝主持的朝考，成绩合格者，可以当官，否则只能打包回家，这叫“废贡”，邹舒宇就是咸丰十一年（）的拔贡生，考后分发到福建当候补知县。
所谓自古“皇权不下县”，县级*府长期是我国古代基本*权，大清知县作为一县之长，权力不小，但门槛不高，进士、举人、拔贡，甚至国子监生都能当，也因此，到晚清，县官人满为患，只能轮流上岗，上岗原则是进士优先，举人次之，依次类推，同等条件就论资排辈，谁先获得当知县的资格，谁就先上岗，其他人候补，他们往往只能领着微薄的工资，在各省巡抚或总督衙门一边打杂一边等机会上岗，但很多人一辈子都等不到这种机会，例如，四川人李超琼的日记说，光绪年间，和他一起在苏州的江苏巡抚衙门候补知县的有48人，福建人刘黎阁候补26年，连临时差事也没捞过一次。安徽人王竹更可怜，等了20年，穷得脸无肉像，好不容易得了个荆溪知县，却在收到消息4天后去世。
邹舒宇还算幸运，他从28岁开始候补，等了21年，终于得了个福州府长乐知县。按照民国五年（）《长乐县志》，邹舒宇是光绪八年（）任长乐知县，因为勤*爱民，很快调到福建北部，“升署延平知府”。按照民国十年（）《南平县志》，邹老先生是光绪十一年（）九月接任延平知府，时年52岁。晚清长乐知县是正七品，延平知府是从四品，知县升知府是连升五级，破格再破格。但其实，按清代惯例，知府缺人，在北京还没有正式派官前，各地总督、巡抚可以派人代理，代理人职务前要加上“署”。邹舒宇就是代理知府，只代理四个月，第二年正月就由另一个拔贡生沈定均接任，沈定均代理四个月，就把位置让给中央派来的雷榜荣，雷榜荣当了四年延平知府后，升任福建延建邵道，继续在南平当官。至于邹舒宇，可能在延平继续协助知府办事，也可能回福州候补，等待下一次分发。
到了光绪二十一年（），邹家双喜临门，一是小孙子邹恩润出生，二是62岁邹舒宇再次出任知县，得到延平府永安知县的实缺，收入可观，生活水平也大为提高。
23.知县大人
清代官员，工资不高，象是候补知县，每年只有45两白银和45斛大米，但要是去掉候补，情况就大不相同，单单朝廷给的“养廉银”就有几百两，比如福建永安知县，养廉银一年两，清代一斛米约为现在斤，一两银，相当于现在60克，按照今天每克大约5元的银价和一斤大约3元的米价来计算，当时永安知县的每年合法收入相于22万元人民币。
当然，知县的开支也很大，包括官服、幕僚工资、交通费等等都要自掏腰包，另外应酬和孝敬上司也要花不少钱，不过，每县在税收之外，按例还会收些“陋规”，这些钱虽然不合法，朝廷也往往假装不知道。实际上，这些收入，一部分装进知县的口袋里，也有不少花在公共开支上。另外，知县如果给当地百姓写对联，写墓志铭等等，也能得到不少“润笔钱”。
除了上述收入，有些知县还会敲诈勒索百姓，获得更多钱财，而所谓“破家的知县，灭门的知府”，在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知府、知县一发威，老百姓根本无法抵抗，所以也有“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也因此，大家争先恐后当知县，导致官员人满为患，许多候补知县为了去掉候补，不得不追加投资走后门，等到他们去掉候补后，自然也要加倍捞回，这种弊病日积月累，最终就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邹舒宇应当是个清廉的知县，他写过一首诗《题断梅》：
“高枝一折近尘埃，铁骨冰心总不灭。
任是雪霜倾力压，花偏倒向上头开”，
所谓文如其人，从这样诗来看，他应当以清廉自持，邹恩润的弟弟邹恩洵也回忆说：“我们的祖父由于苦读中了‘功名’做了官。他因为自己是穷苦出身，极力清廉自持，只以‘书礼传家’四个字作为他的心愿”，即便如此，在永安时光，也可能是邹家日子最宽裕的时候，邹舒宇的孙子邹恩润回忆说“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邹恩润两三岁的时候也就是邹舒宇在永安任知县的时间。
24.易俗移风本极难
按照清代制度，知县一任三年，邹舒宇在永安任上做好做满，做到年才卸任。那年也就是“戊戌变法”之年，早在年初，朝野就在酝酿着改革，就连远在福建中部山区的邹舒予，也写了一首诗，感慨时局多艰，改革不易，但在他看来，无论如何，还是要改革。
“易俗移风本极难，中流敢道挽狂澜。清勤励我差堪信，听断犹人总不安。
献颂绅耆循向例，讥含妇孺怕旁观。翻令局内增惶悚，那有余思系去官。”
这首诗后来收录在江西余江《邹氏族谱》，题目叫《戊戌花朝后三日卸永安篆报别》。戊戌自然是指戊戌年，花朝则是指花朝节，花朝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又叫“百花生日”“花神生日”等，北方一般在二月初二，南方则在二月十二或二月十五，福建地区是二月十二，花朝后三天是二月十五日，所谓“卸永安篆报别”，说明当时他刚刚卸任永安知县。而正如他所感慨“易俗移风本极难”，不久后，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就连皇帝也失去自由。
不过，戊戌变法对于我国的思想解放、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戊戌变法”主要人物梁启超的改良思想，未来也将深刻影响着邹舒宇的孙子邹恩润。
25.紧巴巴的日子
那时，邹恩润3岁，邹舒宇65岁，虚岁大概66岁。晚清福建长乐人梁章钜曾经说：“古人以四十为‘强仕’之始，以五十为‘服官*’之年，以七十为‘致仕’之期”，就是说，五十岁当官，七十岁就要退休了。邹舒宇大概虚岁五十正式当长乐知县，现在年近七十，也要准备告老还乡了，这个日子来得很快，两年后的年，不到七十，邹舒宇就正式退休，回到江西老家，儿子邹国珍则带着老婆、孩子，搬到福州西湖边的后曹巷，当候补官。
邹国珍是邹舒宇的第五个儿子，大概邹舒宇卸任永安知县后，再没有实职，收入锐减，只靠死工资，坐吃山空，等到邹国珍到福州时，家境已经十分艰难，他的儿子邹恩润后来回忆说，“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
当时官员，尤其候补官，往往要三天两头，聚餐应酬，这是他们联络感情，谋求官职的重要途径，早在清初，曾经为顺治皇帝撰拟董鄂妃祭文的张宸就在自己的《平圃遗稿》里说，别人请客你不去，人家请完你不回请，就会受排挤，“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晚清更是如此，年面世的《庄谐选录》总结晚清为官之道，“应酬者，宦途进步之所系，得失存亡之所关，不得不以全力赴之也”，这也导致许多官员越来越穷，邹国珍也如此。
邹恩润回忆说，“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面对窘困的生活，邹妈妈日夜操劳，除了打理家务，还要接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补贴家用。邹恩润回忆：“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工来做，所以很忙”。
即便生活如此艰难，邹妈妈还是给孩子请了一位老师，“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
不幸的是，年夏天，这位妈妈却早早离开了深爱的孩子们，邹恩润回忆说，“母亲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在临终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这年，恩润13岁。
第二年，因为祖父在江西安仁县（今鹰潭市余江区）老家过世，恩润随父亲回老家奔丧，并扶母亲灵柩同往，等到年春天回到福州时，当年母亲请的“老夫子”另谋高就了，母亲生前的痕迹越来越少，恩润的学习也成了问题。根据邻居的建议，他的父亲决定把孩子送到“洋学堂”，于是，恩润就和叔叔邹国珂一起，入读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预科。
26.年，他拍了一张照片
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当时学制是两年预科，四年本科，但不管是本科、预科，英文都是必修课，这对于15岁的恩润来说，自然是个大问题，毕竟他之前只在“之、乎、者、也”的古文堆里转圈因病，但是，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凭着勤奋、聪明，恩润也慢慢精通了英文，还接触了很多新知识，尤其梁启超的改良思想，使他耳目一新。
作为“戊戌变法”重要人物的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已流亡海外十多年，在流亡期间，他写文章，办报刊，鼓吹改造中国现行*府，反对暴力革命，但社会变化远超他的意料。
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响起的枪声，很快响遍全国，在福建福州，16岁的邹恩润，兴奋地约上同学们，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留念！第二年1月1日，广东人孙中山在南京接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玺，宣布就职，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了。2月12日，清朝宣统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神仙也救不活的大清，亡了！中华多年的帝国史终结了。
世界变了，又似乎没变！
溥仪退位后，2月15日，南京临时*府参议院又宣布选出袁世凯为第二届临时大总统，3月10日，前清官僚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成为新的国家领袖！
4月1日，孙中山正式结束了4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任期，4月20日，他来到福州，第二天发表演说，就象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的创始人陈璧在多年前回福州时，所主张的一样，在演说中，孙中山也主张兴船*振海*，接着又到马尾船*局参观，一直到22日才离开福州。在这期间，18岁的“小把戏”邹恩润，挤在人群中，也见到了孙中山，心中充满仰慕，多年后，他从报纸上看到孙中山病逝的消息时，“不能自主的为之震下泪”！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作为邹恩润的偶象，年9月，孙中山有一个新职务：全国铁路督办，他打算亲自动手，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但最终幻灭。而同样在年秋天，邹恩润也离开福州，随父亲到上海，入读南洋公学，开始了自己的铁路工程师的梦想。
27．南洋公学和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颇有渊源！
南洋公学和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的前身苍霞精舍，都是初创于年，只不过，苍霞精舍是纯民办，南洋公学则是半官半民，经费主要来自官办中国电报总局和民办股份制的轮船招商局，不过，开办多年后，经费都成大问题。
年，南洋公学创办人盛宣怀首先把南洋公学交给两年前成立的商部，成为公办学堂，改称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当时苍霞精舍主要创办人陈璧是商部侍郎（副部长）。
商部主管范围包括商务和铁路矿务等等，到年，邮传部成立后，铁路、电报和轮船等业力都统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也改隶邮传部，称为邮船部高等实业学堂。同一年，陈璧改署户部右侍郎，并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各省考察金融业，途经福州时，和闽浙总督商议，把民办“绅设中西学堂”改为公立中学堂，绅设中西学堂的前身就是苍霞精舍，现在，这所学校创办人正是朝廷红人，他的要求，总督自然一口答应，于是，这所学校，不仅有财*保障经费，还盖了新校舍，到校舍落成的年，陈璧再升为邮传部尚书，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则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工科“铁路专科”，第二年，又增设了全国第一个电机专科，正式成为工科大学，就在这年，绅设中西学堂也正式定名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
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特色专业也是铁路、电气等，年春天，第一届铁路管理速成班学生毕业时，还得到一个进京的机会，等他们坐轮船到达上海时，陈璧尚书特地安排了当时只有钦差大臣才能乘坐的铁路专列，运送那些从来没坐过火车的学生进京，这迅速引起铁路界的注意，这些学生进京见了陈创办人后，除了一个年纪较大的，由陈尚书直接安排在京汉铁路局工作之外，其他人大多直接升入邮传部唐山路矿学堂和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
这样的安排，对于那时的工科生来说，极为重要，因为经过几十年来不断割地赔款，不断改革，又不断倒退，社会、经济都极为困顿，国家在寻找出路，人民在寻找出路，而作为当时特殊群体，读书人更是茫然无措，因为，他们一直视为改变命运之途的科举，也在年废除了，他们必须寻找新的谋生之道，在这种时候，陈尚书对于工科学生的重视，不仅提高了工科院校的地位，也给当时进入新学堂的读书人，打了一针保障就业、升学的强心剂。
28．办事操切，不恤人言
实际上，作为清末重臣，陈璧对工业、交通、金融、教育发展都作出巨大贡献，《清史列传》评价他“璧精核，任劳怨，勤于职事”，他的老下属们更对他推崇备至，叶恭绰对他“治事之勤、虑事之密”，念念不忘，梁士诒在民国三年（）春天一次会议上，听到有人非议陈璧，就拍案而起说，任何对公家有利的事，陈璧都会全力以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公之谓也”，在场的袁世凯也深表赞同，还列举了跟陈璧同事时经历，高度赞扬陈璧。
但改革者的命运往往坎坷，不仅难以得到表扬，“清廷对于在事出力各员，竟无一字之褒”，而且稍有成果，言官们就又跳出来瞎批评，就象伊藤博文所说，“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就在年，陈璧也被监察御史谢远涵弹劾“用款糜费、调员冒滥”，大学士那桐、孙家鼐奉命查办后的结论是“该尚书才优于德，办事操切，不恤人言”，认为陈璧的问题只是办事不磨蹭，而且不容易受他人所左右，但那时是宣统元年，因为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前一年相继过世，陈璧失去了保护伞，又因为建造光绪墓及摄*王府第两事，得罪新的掌权人隆裕太后和摄*王，最终，陈璧仍然背着滥用私人，乱花公帑的罪名，被革职罢官，有这样的典型案例在，大清的改革步伐，自然也不快不到哪里去。
不改革，只能等死！。
陈璧被罢官后的第三年，武昌起义就敲响了大清的丧钟，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陈璧曾经管理过的邮船部高等实业学堂，也自行宣布脱离清*府，改称南洋大学堂，第二年，民国*府成立后，学校又重新变成官办学校，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但习惯上还是叫南洋公学，就在这年秋，邹恩润考到了南洋公学下院。
29．改良思路迅速垮塌
南洋公学设有上院、中院和下院，相当于大、中、小学，下院毕业可以直升中院，中院毕业直升上院，由于南洋公学以工科见长，因此，一跨进下院，就好象准备要当工程师，这也是前清官僚邹国珍对儿子邹恩润的希望，毕竟这能“实业救国”，也能领到高薪，非常符合传统知识分子“齐家治国”的伦理观，而他的儿子邹恩润也不负所望，年顺利升入中院，年凭优异成绩升到了上院电气机械科，离工程师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邹恩润求学期间，父亲邹国珍也得到一个新职务：福建盐运使署诏浦场大使。盐运使署是当时福建最有钱的官署，甚至还买下福州三坊七巷的光禄吟台作为办公点，诏浦场则是福建南部沿海一系列盐场的统称，当时福建食盐实行专卖，利润丰厚，盐场大使负责收盐税，属于肥缺，一向竞争激烈，可能因此，邹国珍只当了半年大使。到年，他迁居北京，担任财*部印花税处第二科科长。年，他还邀老朋友金玉田等人一起集资办纱厂，结果工厂没办成，反而欠一身债，弄得终身潦倒，一事无成，“实业救国”的理想完成破产。
也就在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不仅一无所获，更为屈辱的是，参加会议的列强，还打算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种局面激起青年学生的抗议，并到得全国各界的支持，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个运动打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门，掀起了全新的民主科学、文化启蒙的思潮，也让晚清以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想应用西方科技，又不放弃封建礼教的改良思路，迅速垮塌。
同样在年，读完大学二年级的邹恩润，决定违背父亲的意志，不当工程师了。
实际上，邹恩润在读南洋公学下院时，就发现自己更爱文科，但因为做工程师的幻想也还没消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一直硬着头皮念下去，“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做工程师，却是因为不知道有更改的必要和可能”，到了大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实在不配做工程师”，又得知可以更改学校和专业，于是决心考到位于梵皇渡（在今万航渡路）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30．当记者吧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一所美国教会所办的私立学校，这所学校文科见长，并且是中国第一所完全用英文授课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对于喜欢文科又擅长英文的恩润来说，如鱼得水，年，他考进了这所大学三年级后发现，“在南洋时功课上所感到的烦闷，一扫而光，这是最痛快的事”，此后的两年，他在这里主修西洋文学，副修教育，较为广泛学习了西方社会科学。他觉得，“这两年的光阴并不觉得是虚掷的”并且确定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新闻记者。理由，就象他在年流亡海外前所写下的这一段话：“我常勉励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是在一个血腥的黑暗时代，如不为整个社会的前途努力，一个机关的内部如何充实，如何合理化，终不免要受黑暗势力的压迫摧残的。我们这班傻子把自己看做一个准备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队，我们愿以至诚的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
有心人，天不负。
年9月，邹恩润大学毕业后，很快在上海纱布交易所和厚生纱厂找到工作，并兼任上海青年会中学教师，这些工作报酬丰厚，但他还是想当记者、当编辑，怎么办呢？
他想到了*炎培。*炎培是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年入南洋公学，是邹恩润的学长，后来，他办过学校，参加同盟会，当过官，也做过记者，开过公司，并在欧美日等国考察过，他觉得，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解决教育和职业的问题，于是在年创办了职业教育研究会，并得到福建华侨陈嘉庚的资助，第二年，他和马相伯、蔡元培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名流，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而邹恩润工作的厚生纱厂老板，就是中华职教社发起人之一的穆藕初，大家算是有些渊源，邹恩润于是大着胆子，给*炎培写了一封信，希望对方帮他找工作，巧的是，中华职教社也想物色一名具有中、英文基础的编辑，从此，邹恩润就正式踏入了新闻工作之门。在这个门里，他得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后来更以主持《生活》杂志闻名。
31.姓名的问题
中华职教社的48人发起来中，有一位江苏无锡女子，叫做朱胡彬夏，这是一位奇女子！
胡彬夏曾留学日本和美国，在留日期间，曾和福州女孩林宗素、上海女孩曹汝锦等人发起“共爱会”，宣传女权，希望女子都能学科学新知，尽公民义务，“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年留学回国后，又曾于年主编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主编，继续宣传妇女解放。
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内容主要是争取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教育、主张婚姻自主。然而，作为中国第一个女权团体“共爱会”的发起人、和当时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妇女杂志》主笔，胡彬夏还是被迫服从家里的安排，踏入包办婚姻大门，轰动一时，甚至让当时才十多岁的邹恩润也得知此事，“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命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枪打死她”。虽然胳膊扭不过大腿，胡彬夏最终还是嫁给留美硕士、江苏川沙人朱庭祺，但她婚后仍然保留自己的姓名，不过，面对根深蒂固的旧传统，她又只能拆衷，在自己的姓名前加个夫姓“朱”，变成了“朱胡彬夏”，即便如此，也算是破天荒，让邹恩润十分感叹，“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
邹恩润的妈妈，虽然识文断字，但她的名字，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邹恩润能够知道的是，“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邹恩润觉得，女性从“隐名”变“有名”，从姓名前加夫姓，到年代，不加夫姓，这虽然是小事，但体现着社会的进步，“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
正所谓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哪怕这种“小小”的名字问题，也是那几十年无数仁人志士在看世界、办教育、开民智的过程中付出艰辛，甚至抛头颅、洒热血所换来的，而他们遇到的不仅仅是清*府的压制，还有传统力量的牵制，所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晚清的改革常常走两步退一步，甚至走两步退三步，就象醉汉开车，歪歪扭扭，这既有官僚体制因循守旧的惯性因素，也跟民间社会畏缩不前，一些知识份子有意无意的误导，有极大的干系，这也导致看似一直在改革的晚清，不可扼抑的迅速衰落，最后终结于一个大清群臣意想不到的武昌起义。当然，大清社会的惰性不会因为大清的终结就烟消云散，正是因为社会惰性，在进入民国时期以后，仍然存在，加上中央长期由前清旧官僚主*，改革的脚步仍然歪歪扭扭，很多措施换汤不换药，但外界的变化，和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已经容不得改革继续慢吞吞，于是就爆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爱国救亡的运动，也是民主科学、文化启蒙的运动，这个运动中，妇女解放是一个重要内容，朱胡彬夏为此投入巨大精力，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她组织创办了上海妇女会，年，她又发起了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与这样的女性接触中，在妇女解放的浪潮中，邹恩润的心思，也有了变化。
恩润后来说“大家都知道，接着‘五?四’运动以后的动向，打倒‘吃人的礼教’，也是其中的一个支流，男女青年对于婚姻的自由权都提出大胆的要求，各人都把理想的社会和理想的家庭混作一谈，甚至相信理想的社会必须开始于理想的家庭!我在当时也是这许多青年里面的一分子，也受到了相类的影响，于是我的婚姻问题也随着发生过一次的波澜”，这样的波澜，对于远在福州九彩园19号的叶复琼来说，简直就是晴天一声霹雳。
32.晴天一声霹雳
复琼是恩润的未婚妻，她常常收他的信，但从见过面，更从未说过话。
他们的婚事是双方父亲定下的，恩润父亲邹国珍和复琼她爸叶友芹和是老同事、好朋友，双方知根知底，恩润是诗礼之家出来的青年才俊，复琼也是来自一位诗礼之家的闺女，性格贤淑，通诗文，又工于针黹，可以说是佳偶天成，也许唯一的问题，只是两人素不相识，这原本也不是问题，毕竟儿女婚事，从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有儿女自己什么事呢？
恩润原本也是这么想的：“那时我虽在学校时代，‘五?四’运动的前奏还未开幕，对于这件事只有着糊里糊涂的态度”。然而，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恩润对婚事提出了抗议，理由有两个：首先，他担心大家将来没有共同语言，复琼虽然受过教育，毕竟没有上过新式学校，大家也没见过面，其次，这毕竟是包办婚姻。“在当时的心理，没有进过学校已经是第一个不满意的事实，况且从来未见过面，未谈过话，全由“父母之命”而成的婚约，那又是第二个不满意的事实”。
实际上，直到年，他所写的《佩服两位女士与野蛮婚姻奋斗》中，还怒批“凡是没有征得本人同意的婚姻，都是野蛮婚姻，婚姻的最神圣要素是‘爱’，‘爱’的含义虽很神秘，但至少要本人‘心里喜欢’……没有爱而由他们凭藉腐败的习俗，凶横的威权，摧残个人的意志自由，强迫住在一起，这种横暴的逼迫行为，实际上等于强盗！强盗绝对不许受劫者有置喙的余地，这种强迫的婚姻也是不许本人有置喙的余地，所以殊途同归于野蛮！”
话虽然这么说，他对自己被包办婚姻的抗议，却毫无作用，除了完全和“五?四”运动洗礼毫不相干的两方家长都不答应，更让他难办的是，复琼也秉着“诗礼之家”的训诲，表示情愿为着恩润终身不嫁，而恩润也不忍心，有个女子为他终身不嫁，于是，这件事便成了僵局，“直到我离开学校加入职业界以后，这件事还是搁着”。为了解决这个事情，恩润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复琼，复琼的弟弟复加年回忆说，那封信有25页之多，这让当时年幼的复加十分不解，“我不解内容如何丰富，何以能写得如此之长，至今尚萦绕于脑际”。
33.华英女中
那封长信的内容，其实不难猜，因为，不久后，恩润在福州的大妹恩敏和恩俊，来陪复琼去上学，在复加的记忆中，恩敏和恩俊是恩润派来的，但也许是他们的父亲派来的，至于复琼她们上的那所学校，叫做“英华女子学校”，听名字，应当是个双语教学的女校。
这样的女校，在福州历史上不少，大多是教会学校，比如私立华南女子学院附属高级中学，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私立文山女子中学……但就是没有叫做“英华”的女校，不过，我猜，这所英华女校可能是基督教会所办的“华英女中”或者“华英女学堂”。
华英女学堂是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学校，年租赁福州仓前山倪厝弄的一处房子开始办学，设中学和师范班，年改称华南女子学校，迁入仓前山新校址，分设大学、中学两部，10年后，大学部改称华南女子大学，中学部取消初中，称为华南女子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年，大学改名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也改名为华南女子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后来分别成为福建师范大学及其附属中学的前身。
福师大附中校园里原本有栋寻珍楼，曾是私立寻珍女子初级中学教学楼。寻珍女中的前身是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华英女中和妇女师范学堂。曾在美国公理会所办福州格致中学任教的陈日熹说，“华英女中创办于年”，是专为官家女子受教育而设，最早设在福州三坊七巷之一的*巷，后来迁往“圣人殿”，年迁往仓前山，和妇女师范学堂合并，组成寻珍女子初级中学，年和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等校合并，在毓英女中校址成立公办的福州第二女子中学，年改称福州第十六中学，开始兼收男女学生。
就是说，“华英女学堂”这个名称存续时间是到年，而专为官家女子受教育而设的“华英女中”存续时间是年到年，而且，这所学校主办方是英国圣公会，而邹恩润的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主办方美国圣公会，所以，年，复琼所上的“英华女子学校”，很可能就是这所当时办在福州“圣人殿”的“华英女中”。
34秦时明月汉时关
福州的“圣人殿”，其实就是位于圣庙路的福州文庙。
文庙之名，大约始于明朝永乐年间（-），明清文庙供奉的都是孔子。孔子是儒家学说创始人，儒学从汉朝元光元年（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成为我国许多王朝的指导思想，在官方力推下，影响广泛深远，甚至从南朝的梁代（-）开始，成为一种信仰，与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称为儒教或圣教，孔子也被奉为“至圣先师”，祭祀孔子的规模也逐步提升，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孔子庙民间又称先师庙、圣人殿等等，民国三年（）以后，随着儒学走下神坛，文庙也纷分改称为孔子庙。
福州文庙前身是唐朝大历七年（）所建的学宫，学宫是当时官办学校所在地，也是教育官员衙署所在地。我国自唐代后期到五代末，战乱不断，社会秩序崩塌，许多文人痛心疾首，努力复兴儒学，而复兴的重要途径，是把佛教、道教的禁欲主义等思想，吸收到以服从封建纲常的为主要内容的儒学之中，这一方面，也为以后的南宋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由于佛、道最讲偶像崇拜，自然而然，祭祀孔子也成为复兴儒学的重要办法，福州城里的原来唐朝学宫，也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开始，变成单纯供奉孔子的庙宇，宋仁宗景祐四年（7）才又在庙办学。明清孔庙往往还附设县学、州学或府学，这些官办学校主要建筑叫明伦堂，明伦堂往往在孔庙以西，笼统来说，也属于孔庙。
福州文庙曾三度遭遇大火，现存庙宇大体建成于清朝咸丰四年（），牵头修建的郭柏荫，家住*巷，是进士出身，曾经署理湖广总督，后来因病告假还乡，咸丰元年（），郭柏荫看到文庙毁于大火后，马上出面组织筹款重建，也因此，年，我国废除科举后，郭柏荫二儿子郭兆昌就利用郭家和文庙的关系，于年，把庙西的府学改为新式小学，并让女婿*承潮当校长，年，这个学堂定名为明伦两等小学堂。古人说“秦时明月汉时关”，山川不变，人情常变，时势更容易变，儒学重镇变成为新式学堂，真的是时移势易。
福州文庙之东原本还有教授宅，民国初年，也就是年左右，改为明伦女子小学堂，后来因为管理不便，这个学堂又迁到明伦堂后的尊经阁。华英女中大概也是办在这两个地方。
35.热血的年代
从福州文庙往西多米，原本是清代福州府候官县县衙，但这个大清帝国在福州城里的堡垒之一，现在已经成为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院区，这里再往西10米，就是林则徐纪念馆。
林则徐是通过传统科举制度走上仕途的晚清重臣，曾在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道光四十年（）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是“鸦片战争”的主要指挥官，更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指示下编成的《四洲志》等研究外国历史、地理的著作，是清代“睁眼看世界”的创举，也是湖南人魏源所编《海国图志》的蓝本，而《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则是中国人的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对于推动中国人开拓眼界、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不仅如此，林则徐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自勉，都在激着后人为了国家、为了社会前途，放开胸怀，勇往直前。
林则徐纪念馆往南大约50是光禄坊，坊口的光禄吟台，在民国初年，做过“福建盐运使衙署”，盐运使兼国税筹备处处长刘鸿寿，是林则徐大女婿刘齐衔的孙子，清朝光绪辛卯科（）福州举人，他主持福建盐*后，把商人运盐，收购为公有，对于补充当时财*起了很大作用，邹恩润的父亲邹国珍，当时应当就在刘鸿寿的手下做官。
刘鸿寿的长兄叫刘崇佑是清朝光绪甲午（年）科举人，后来留学日本，从他开始，刘家接连两代人，几乎全部飘洋过海去留学，新知识、新思维与新的生存方式，也慢慢渗进世代重视科举的刘氏家族的血液中，刘崇佑的大儿媳妇，就是邹国珍的大女儿邹恩俊。
光禄坊再往北几百米有个郎官巷，这是曾是京师大学堂监督严复晚年的居住地，继续往北数百米，有条小巷叫做后曹巷，后曹连着西峰里，西峰里再北是夹道坊，年，邹国珍迁居福州后，先住在后曹，又迁西峰里，再搬到离西湖不远的夹道坊。
夹道坊往东一带，是明清福建**中心，分布着福州府衙门、福建按察使司署、闽浙总督府、福建布*使司署等等，至于在这里打工的官员，有钱的官员往往住在“中部办公区”南边的三坊七巷，没钱的小官僚们，大多寄寓福州北门附近的后曹、西峰里、九彩园一带，就象晚清北京的小官僚，常常租住在被统称为“宣南”的宣武门外以南一带民宅区。
复琼所住的九彩园，距离邹家所住的夹道坊不远，《榕城考古略》说，“韭菜园，今俗作九彩园，名未详何取。有二巷，合而出于小古楼街”，晚清时期，住在九彩园的方家，是福州有数的大户人家，最早在这里置办房子的方振隆，当过福建布*使的幕僚。
方振隆的二儿子方家湜是富商，曾在湖北汉口经营公信存转运公司，承办转运业务，时常来往各地，见闻较广、思想开明，他很早就将自己的子女和儿媳妇送进新式学堂读书，后来又送其中6个子女、儿媳去日本留学，长子方声涛后来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追随孙中山、*兴参加革命，次子方声洞是*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还有女儿方君瑛、方君笄、方君璧和儿媳曾醒、郑萌、王颖都以女子之身，先后加入同盟会，为苦难中的祖国甘洒一腔热血。
方振隆的大儿子方家澍是光緒十八年壬辰科（）进士，并获得朝考第一名，后来曾任浙江秀水县令，方家澍有个孙子叫方擎，因为在家族排行十三，自号方石珊，方石珊自幼家境相对贫困，上过几年家塾后，在福州郑仲良大夫诊所当学徒兼做药房工作，他喜欢临摹福州名人郑孝胥的书法，还因此得到郑孝胥的学习资助，有一日，正在浙江当知县的林孝恂回福州老家省亲，在郑仲良诊所见这小徒弟好学善书，就约他同回浙江衙门与其公子林长民（诗人林徽因的父亲）伴读，后来两人同获得官费赴日留学，在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宣统二年（），方石珊学成回国后，大清内阁奉上谕，方擎赏医科进士。给了官方认证的官方学历，这年12月24日，因为，东北爆发大规模鼠疫，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博士被清朝任命为“全权总医官”，携带助手林家瑞抵哈尔滨，仅仅两周后的年1月6日，时任陆**医学堂细菌学教授的方石珊率该校10名高年级学生，志愿来到哈尔滨协助伍连德博士。就是在这场载入近代史册的抗疫斗争中，伍连德带领26岁的方石珊等人在哈尔滨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时防疫处。方石珊不仅参加了扑灭疫病的全过程，还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介绍中国防治鼠疫的经验。不久，朝廷又授方擎为翰林院检讨，算得上是个博导。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方石珊应*兴之邀就任*医司司长，年和友人合资，在北京开设药房，医院，年，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后来还兼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系主任、中华医学会总干事等职。
方医院不久，曾经和叶复琼一起，从九彩园一路走到英华女子中学校上学的邹恩敏，医院当护士。邹恩敏是年到北京，先到了慈惠护士学校学习，医院工作。
36.她，结婚了
大约也在年，叶复琼结婚了！她那原本抗拒被包办婚姻的丈夫邹恩润后来回忆说，“每想到有个女子为着我而终身不嫁，于心似乎有些不忍，又想她只是个时代的牺牲者，我再坚持僵局，徒然增加她的牺牲而已，因此虽坚持了几年，终于自动地收回了我的抗议”。
不过，叶复琼的弟弟叶复加说，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先姐慧性天成”，到了英华女中上学校，“就很快掌握，博得该校周老师（女）赞扬和赏识。这位周老师在赴京公出、经过沪滨时”，曾到圣约翰大学面见邹恩润，“把详情告诉他。这就更促进了两人感情的加深”。
按照复加的说法，年，他的父亲叶友芹和母亲罗庄如，一起护送复琼到上海成亲，不过，按照恩润的说法，他和复琼结婚，是在工作两三年后，也就是应当在年，“我任事两三年后，还清了求学时的债务，多下了几百块钱，便完全为着自己的结婚，用得精光。”，恩润的这段回忆是写于年4月，而复加的回忆是在年，那时他已是耄耋之年，记忆难免会有错漏，所以，恩润和复琼在或年结婚，更为可信。
作为上过洋学堂的恩润，婚事也是新式：费用是自己出，甚至要新郎、新娘、岳父发表演说：“我所堪以自慰的是我的婚事的费用完全由自己担任，没有给任何方面以丝毫的牵累。家属不必说，就是亲友们，我也不收一文的礼，婚礼用的是茶点，这原也很平常，不过想起当时的‘维新’心理，却也有可笑处……行礼的时候新郎要演说，那随他去演说好了，又要勉强新娘也须演说；这在她却是个难题，但是因为迁就我，也只得勉强说几句话；这几句话的临时敷衍，却在事前给她以好几天的心事。这也罢了，又要勉强岳父也须演说。这在男子原不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可是因为我的岳父是百分的老实人，生平就未曾演说过，他自问实在没有在数百人面前开口说话的勇气，但是也因为要迁就我，也只得勉强说几句话。”
为了宝贝女儿的幸福，复琼的爸爸叶友芹也很拼，恩润对于十几年前的细节，记忆犹新：“他在行礼前的几天，就每天手上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十个字的短无可短的演说词，在房里踱着方步朗诵着，好像小学生似的“实习”了好几天。可是在行礼那天，他立起来的时候，已忘记得干干净净，勉强说了三两句答谢的话就坐了下来!我现在谈起当时的这段情形，不但丝毫不敢怪我的岳父，而且很怪我自己。他老人家为着他的自命‘维新’的女婿的苛求，简直是‘鞠躬尽瘁’地迁就我。我现在想来，真不得不谢谢他的盛情厚意，至少是推他爱女的心理而宽容了我。我现在想来，当时不该把这样的难题给他和他的女儿做”。
37.永失我爱
结婚后，恩润仍然奔波各地，投入到教育事业和新闻出版事业中，而复琼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这也让恩润也非常感激，“结婚后，我的妻待我非常的厚”！
可怜天下父母心，对于父母来说，儿女琴瑟和谐，就是最好的安慰。第二年，复琼夫妇还一起回福州省亲，复加回忆说，“这时，我家住在福州市北门九彩园十九号，系与先舅父罗寿山一家合住，我们在家中设宴以会亲友。我记得，先岳父鲍容九先生也来参加，入席互相认识。夫妇俩回沪后，依然相处欢洽，伉俪情深”，不仅如此，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美国哲学家杜威名著中译本《民本主义与教育》中，恩润还特地在“译者序言”提到，“我译这本书的时候，有许多斟酌修改的地方，常得内子叶复琼女士的帮助商量。她替我誊录校对所费的功夫更不少。若非有她时常督促鼓励，恐怕这本书至今还不能完毕。这也是我要特别志谢的”，可惜，此时，复琼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结婚不到两年，她便以伤寒症去世了”。
根据*炎培的日记，叶复琼死于年1月。复加回忆说，“年，盘踞江苏的*阀齐燮元与盘踞浙江的*阀卢永祥兵戎相见”，战乱波及上海，“先姐原住在上海闸北，遂因避乱移居于法租界。搬迁途中，遭遇雨淋，感受严重风寒——也可能是‘伤寒症’。因未向医生介绍清楚，以致药石无效，又因戴冰帽，以致不起。卒年仅28岁！”，她死后，她的爱人将她葬于上海万国公幕，用大理石作墓碑，墓碑横额上，是书法家沈尹默先生题写的“邹叶复琼之墓”，墓志铭则是由文化名人*炎培先生亲自撰写。之后，邹恩润还专程回了趟福州，向叶家说明复琼患病始末、治疗和治丧等详情，彼此唏嘘不已，又哭了一番。
实际上，复琼去世后，她的爱人恩润，经常情绪失控，痛哭流涕，“她死了之后，我才更深刻地感到她的待我的厚，每一想起她，就泪如泉涌地痛哭着。她死后的那几个月，我简直是发了狂，独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处，在灵前对她哭诉!我生平不知道什么叫做*，但是在那时候——在情感那样激动的时候——并无暇加以理解，竟那样发疯似地常常跑到她的灵前哭着诉着。我知道她活的时候是异常重视我的，但是经我屡次的哭诉，固然得不到什么回答，即在夜里也没有给我什么梦。——老实说，我在那时候，实在希望她能在梦里来和我谈谈，告诉我她的近况!这种发疯的情形，实在是被她待我过厚所感动而出于无法自禁的。我在那个时候的生活，简直完全沉浸于情感的激动中，几乎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也就在这年，恩润的母校，这时已改名为“交通部南洋大学”的南洋公学，新增了一个学科，叫做“出版学”，而作为这所学校的杰出校友，邹恩润日后则以“邹韬奋”的笔名，成为中国最卓越新闻记者、出版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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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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